黃金臺誰是攻(黃金臺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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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三國演義》里諸葛亮經常自比管仲樂毅，水鏡先生則夸他是呂尚張良之流，前二者佐一國之君王富國強兵，稱雄一時，后二者運籌帷幄，成數(shù)百年王朝基業(yè)，明顯更勝一籌，或許孔明還是謙虛了。

其實原因不盡于此，司馬徽說的是能耐，諸葛亮所比則是抱負。呂尚與文王相遇于渭水之濱，張良投靠劉邦于沛縣，屬風云際會而非推心置腹，二者重要卻不是專托。而管仲攤上姜小白這么個甩手掌柜，其受信任程度和發(fā)揮空間自不待言；樂毅則感召于燕王“黃金之臺”和“千金馬骨”的誠意去魏赴燕，雖為亞卿卻被委以國政，二十八年后“燕國殷富”，遂帶著五國聯(lián)軍幾亡齊國，成就了燕國最強大的時光。

所以，諸葛亮的自比暗示了他想找一份徹底發(fā)揮自己才能的工作，雖然天底下只有劉備能做到這一步，雖然再等幾年黃花菜都會涼掉，他依舊不緊不慢地玩了幾個月的躲貓貓，以一場后世皆知的“三顧茅廬”來襯托自己的閃亮登場。

筆者這么說或許有些危言聳聽，不如再費點時間把話聽完吧？

先說說諸葛亮最崇拜的樂毅吧，《史記.燕召公世家》關于他投奔燕國的經過是這么說的：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筑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這段話有兩個看點，一是燕昭王尊才能一般的郭隗為師并禮遇之，昭顯其求賢若渴而非葉公好龍；二是大量的“士”從列國而來爭相投效，燕國因此人才大盛。

此二皆疑點重重，暫且按下不表，燕王求賢的往事在《戰(zhàn)國策.燕策》里也有出現(xiàn)，不過多了一段說辭。

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這便是“千金市馬骨”的典故，并非燕昭王親自操作，而是郭隗給打了個比喻：如果連我這樣“馬骨”級別的廢柴都能夠得到尊崇，天下英才又怎能不聞風而動呢？

其實說沒說這段話結果都差不多，或許只是太史公作為傳統(tǒng)史家不愿收錄傳奇故事，但尊崇馬骨和眾士投效真的有必然聯(lián)系嗎？

還是先看看史料的來源吧。聯(lián)想到兩本書幾乎出自同時代，二者亦皆為官方編輯，手中的史料應相差無幾。劉向在《校戰(zhàn)國策書錄》中曾言“以為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所謂“策”，獻計獻策之意無疑，今天長沙方言的“策”亦有說服、做工作的意思；而所謂“輔”者，能輔助游說，隨身攜帶并研讀之書。

劉向當年領皇室館藏的《中書》有六，即《國策》、《短長》、《國事》、《事語》、《長書》和《修書》，當年游說之風大盛，這些便是各路游士東奔西走是隨身攜帶并學習的東西。比如“短長”之說，并非竹簡之尺寸，而是策謀之長短，故而常與“縱橫”并列，史冊上常有“學長短縱橫之術”的記載。

除了專業(yè)的云游策士之外，想來不會有人專門整理這些前輩們的論述吧？自戰(zhàn)國訖于秦漢，縱橫家游說獻策之風相沿末替，縱橫長短之說遞相傳授，蒯通、主父偃等人皆有編纂并對前輩有所論列，這在《戰(zhàn)國策》每篇都能看到。

▲油畫：司馬遷著《史記》

可能有人會問，難道《史記》這樣的煌煌巨著竟然以游士之說作為參考嗎？事實就是這么回事，雖然有些不夠嚴肅，卻是沒辦法的事。

司馬遷曾嘆息“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為甚”，焚書坑儒加上項羽放的一把大火，除了一些民間典藏的書籍之外，獨一份的列國史書被燒了個干凈，只留下“不載日月，文略不具”的《秦紀》，還不如“戰(zhàn)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所謂“權變”就是縱橫家們留下來的筆錄，就此隨著史家之筆登堂入室。

▲“趙氏孤兒”都成了正史......

不止于太史公，千年之后的另一位司馬氏也是如此，比如《戰(zhàn)國策》中有一篇《魏攻管而不下》，記載了當年信陵君率領合縱聯(lián)軍從函谷關折返圍攻韓國管邑（秦國占領）的往事，《史記》里沒有采納，司馬光則原封不動地搬進了《資治通鑒》里。

那這些東西可信嗎？從先秦淳樸的民風而言，完全捏造是不可能的，以《戰(zhàn)國策》為首的縱橫家書所載多依重大事件而起，人物、事件都對得上號，的確可作為重要參考，游士們對華夏歷史完整度的貢獻不容否認，否則戰(zhàn)國可能會跟殷商一般通過甲骨和考古來整理。

但我們卻不可忽略了作者及其寫作目的，以筆者為例，自己寫的年終總結肯定比領導眼中的我要努力高效得多，游士階層為前輩撰寫的材料亦不能免俗，其中夸大、掩飾和附會都不可避免。

以“千金馬骨”為例，《史記》上記載了樂毅、鄒衍和劇辛三位大才隨之投效，當理解為求賢令下不久之后的事情。但是，歷史上劇辛為燕將被龐煖所殺發(fā)生在公元前二四二年，離燕昭王繼位已經七十年之久，莫非他二十入燕，九十為將不成？《韓非子.亡征》則記載了鄒衍至趙見平原君之后方入燕與劇辛成為同僚，此時離信陵君存趙卻秦已經十五年，在位的早已是燕昭王的重孫。至于樂毅，其列傳明言其在趙武靈王時期由中山入趙為臣，自沙丘之變（前295年）后去趙適魏，后為魏昭王使者入燕，可知其投效燕國至少是燕昭王17年之后的事情了。

綜上，燕昭王求賢并無立竿見影的效果，所謂“士爭趨燕”不過是游士們的夸飾和文字游戲罷了。

蘇秦亦是燕昭王招募的大牛，然《蘇秦列傳》對這位縱橫大家的記載也頗多謬誤，比如“為從約長，并相六國”之事，其實合縱長從來都是大國國君親任，連信陵君都沒當過。至于并相一事，除了公孫衍被歷史淵源深厚的三晉委以國事之外再無兼任之例，或者是六國結下鐵盟欲致秦于死地時方能實現(xiàn)，然而事實卻是合縱一事東方六國從來都沒有湊齊過，倒是他所在的齊國被六國集體坑了一回！

至于“秦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更是無稽之談，且不說與《史記》所載自相矛盾，蘇秦若真有這般能耐，秦惠文王養(yǎng)著只會耍嘴皮子的張儀做甚？

歷史上的蘇秦其實是燕國的“死間”，通過唆使齊愍王稱“東帝”和獨吞宋國激起六國公憤，再由燕國主導發(fā)起滅國大戰(zhàn)，本人則因為東窗事發(fā)而死于車裂。《史記》上先說他被人刺傷，因命不久矣而要求齊王將其車裂并引出兇手，這顯然是參考了吳起借楚悼王尸體報仇的梗。《史記》隨后又說“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可見蘇秦的身份已是公論，但后人直至《戰(zhàn)國縱橫家帛書》出土方恍然大悟。

而蘇秦作為縱橫家的記載也是最多的，《漢書.藝文志》里有三十一篇，張儀則只有十篇，《戰(zhàn)國策》和晉代的《蘇子》關于蘇秦的篇章亦是最多。可他不過一由燕入齊的間諜，哪有功夫滿世界地游說呢？可見大量偽托作品充斥其中，太史公亦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誰讓他名氣最大呢？

再回到樂毅，其祖上是魏文侯時代攻取中山國的樂羊子，后被封于靈壽之地，乃實封貴族出身。其在趙武靈王時期已為趙臣，齊宣王攻燕時他建議聯(lián)合韓楚伐齊，保留了燕國；其同宗樂池則奉趙雍之名護送姬職回國繼位，樂毅和燕昭王算是有些淵源。他后來幾經輾轉，在燕昭王十七年前后以魏國使節(jié)身份赴燕，被賞識并拜為亞卿，足見這是跳槽后的提拔，而非對普通游士的安置。

后來樂毅因攻齊數(shù)年未克莒縣和即墨兩都而備受猜忌，于是給寫了一篇涕淚俱下的《報燕惠王書》，稱燕昭王（已薨）為“成功之主”，自己則為“立名之士”，赴燕則是因為仰慕“高世之心”，故而借魏使的身份引起注意。其定位是一位游士，既與事實不符，又頗多標榜之詞，可見該書也是后來的游士為夸張游士作用而偽托之作，徒以文采華麗而為世人傳誦，甚至有人還哭了鼻子（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

書中提到樂毅是此番合縱主謀，六個國家都參加了，但實際上楚國對此漠不關心，甚至試圖幫助齊國以便取回淮北之地，楚將淖齒還一不小心把齊愍王給弄死了。但受《報燕惠王書》影響，司馬遷在《樂毅列傳》、《燕世家》和《楚世家》里都說楚國參加了，難道樂毅自己都不清楚嗎？此乃偽作的明證。

至于樂毅的功勞有多大，《荀子.王制》曾言“閔王毀于五國”，《呂覽.權勛》和許多典籍則言“昌國軍（樂毅）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都認為他是主將而非主謀。實際上伐齊乃是秦人的先約趙，趙約燕，秦再約韓魏而形成，《戰(zhàn)國縱橫家帛書》第十七章更是記載了秦御史起賈前往魏國主持“天下伐齊”的大事，可見樂毅不過是個執(zhí)行者而已。

由于齊愍王的瞎指揮，五國打一國自然是順風順水，齊國丟了72座城池，只剩下即墨和莒在苦苦支撐。隨后聯(lián)軍分贓散伙，只剩下燕軍試圖滅亡齊國，此后數(shù)年卻毫無建樹，有說樂毅想當齊王的，有說田單不愧戰(zhàn)國名將的，筆者想說的是齊國的行政區(qū)劃--五都，即五座大城市，都相當于郡治所在，軍事上則形同五大軍區(qū)，而即墨和莒正在此列，兵精糧足是必然的。燕國本來就是僅僅強于韓國的吊車尾，打不下來也很正常，不過樂毅還在的話田單不敢反攻而已。

所以，樂毅為將的能力不要說跟白起李牧這樣的戰(zhàn)神并肩，帶著三晉聯(lián)軍攻破函谷關的齊將匡章都在其之上。

至于《資治通鑒》稱“祭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賢者于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薊者百有余人”，更是無稽之談，燕國歷代封君者不過數(shù)人，安得齊人二十多個呢？再者這段話明顯仿制于《殷本紀》里“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王武庚祿父”的表述，將樂毅破齊比作武王翦商。

而實際上呢？《呂覽》記載“燕人逐北入都（臨淄），相與爭金于美唐（藏金之所）”，為財寶打成一片，哪有什么“仁義之師”的樣子？

從樂毅被描白的過程可以反推出游士們對其能力和操守的夸大，諸葛亮哪方面都不輸給樂毅這位心心念念的偶像，倒是有幾個人值得他自比，那便是大秦帝國的外客相邦天團：商鞅、張儀、魏冉、范雎直至呂不韋和李斯，哪一個都在樂毅之上，但言“匡扶漢室”必斥“暴秦”，便不好意思說出口了。

那游說方面呢？這一說一個準的水平真有些讓后人汗顏啊，古人真的有這么好說話嗎？

先秦之民的確淳樸，卻不是單細胞動物，游說的關鍵在于對方能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而非無中生有的杜撰，因此成功的游說都是因勢利導，比如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時，周郎和孫權都沒想過投降，不過順水推舟而已。

所以，張儀用六百里地忽悠楚懷王是可信的，這遠比跟齊國結盟要實惠得多；而《魏攻管而不下》則不可信，信陵君帶著借管城控制韓國的目的而來，豈會因三言兩語的道德討伐而退縮呢？要么是打不下來，要么后來打下來了只是沒人記載。

而游說更是有風險的，酈生便因為跟韓信沒配合好而在齊國被“烹”掉了，失敗是大概率事件，如申公豹請救兵那樣無往不利才是不要臉的BUG。

這一點，游士們心里也是有數(shù)的，蒯通游說韓信稱王失敗后邊說過這么一段話：

“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史記.淮陰侯列傳》

這話的潛臺詞就是：能聽就聽，愿聽最好，不聽拉倒。既然韓信對裂土為王的好處視而不見，非要惦記著劉邦“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的知遇之恩，那就沒有搶救的必要。

蒯通的話也反襯出先秦游士的做派更可能是一種“廣撒網”或混口飯吃的行為，而非一定要“為知己者死”，所以當年既有“田橫五百士”的悲壯相隨，也有孟嘗君死后樹倒猢猻散的尷尬，孰真孰假則早已不可分辨。

其實，縱橫家書里那么多夸大、掩飾和附會成分并不難理解，同為求職者，游士們的確有必要夸大自己的操守、能力以及別人家的待遇，甚至偽造樂毅和蘇秦之輩的來歷和功勞，以圖優(yōu)渥的職業(yè)環(huán)境。

▲試問這樣的“士”誰家不缺？

而在史料的匱乏和游士們的烘托下，后人看到的戰(zhàn)國便成了一個“士為知己者死”和“君王禮賢下士”的人格自由天堂。再后來，儒家烘托的皇權希望游士們肝腦涂地，追逐利祿的游士則希望享受“打工人”以上的尊重的待遇，在雙方的各取所需之下終于給整個華夏民族進行了一次輕微的洗腦。

然而，商鞅入秦不過中等爵位的大良造，李斯當了好多年的客卿，而公孫衍跳槽便為魏相，樂毅赴燕便是亞卿，戰(zhàn)國的職場規(guī)則其實與今天差不多，甚至連梁山排座位都將過去官家身份之高低作為重要參考。

▲宋江：老套路了，怪我咯？

畢竟，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存在，上位者禮賢下士、收買人心不假，但三顧茅廬永遠是案例而非常態(tài)，游士的能力值更沒有寫在臉上，憑什么一來就位居高位呢？宋江都知道每次抓了牛人需納頭便拜，請為山寨之主的套路，你覺得他哪次是認真的，別人有何曾當真過呢？

但至少，諸葛亮是信了。從出山到隕落，他的人生如同司馬遷塑造的完美人格--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既然劉備給了他想要的尊重和平臺，那最后的鞠躬盡瘁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位于河北省定興縣高里鄉(xiāng)北章村臺的黃金臺

最后說說尚未提及的黃金臺吧，《大秦賦》里趙偃用了一回，卻因為郭開作祟而收效甚微，但這只是編劇的杜撰，古人認可的黃金臺是跟燕昭王求賢令一起出現(xiàn)的。

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李白《行路難三首之二》

詩仙的潛臺詞是世間再無求賢若渴的燕昭王，這或許是因為皇權壟斷仕途帶來的傲慢，然筆者翻遍先秦典籍也未見黃金臺的記載，或者說燕王有“筑臺”而無黃金吧。直至《晉書》出現(xiàn)了一句“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從此成為了歷代自認為懷才不遇的文人墨客的靈感源泉。

原來，傳誦百世的千金馬骨和黃金之臺，都不過是數(shù)千年來游士們的一場集體夢囈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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