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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8年至今，即使美國政府已經換了兩套人馬，但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博弈仍緊緊牽動著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敏感神經。盡管在新冠疫情的推波助瀾下，中美貿易向外界釋放出了積極信號。但就美國貿易代表戴琦4日發表的講話來看，不排除未來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苛刻，一如既往的對華實施胡蘿卜加大棒式的對華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戴琦在表達美方無意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關系、將對華啟動有針對性的關稅豁免政策的同時，她也暗示美國將動用“所有工具”保障美國的核心利益，并對中國的經濟秩序表示質疑。雖然拜登政府拋棄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全面脫鉤政策，也向中國拋出橄欖枝，但從戴琦講話中傳出的信號來看，有積極的部分，也有暗示不排除對華采取單方面貿易舉措的籌劃。

可以說，雖然中美雙方打開了對話通道，但是距離中美貿易正常化還有很遠的路要走。而中美之間的博弈仍將繼續，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依舊未盡。因為貿易戰僅僅是中美三大根本性矛盾的一個表現形式而已。這三大矛盾也是為什么美國不愿意看到一個崛起而強大的中國的根本原因。

中美之間三大根本矛盾之一，一山不容二虎，一江不容二龍，昔日的佼佼者不容被新科狀元蓋過頭！過去二十年可以說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走下坡路的二十年，也不可否認，在美國醉心于打擊恐怖主義極端勢力的同時，中國也抓住了這寶貴的黃金二十年穩健發展，一舉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列，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大國之一。而隨著中美實力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內部對于“失去霸權”的恐懼也日漸加劇。

中美之間三大根本矛盾之二，關乎“國本”的制度自信之爭。事實上，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一直致力于將西方的制度與發展模式滲入中國的發展體系之中。在此基調下，美國始終覬覦著中國廣闊的市場前景，包括克林頓與布什政府加大對華貿易的開放力度、2001年批準中國加入WTO等等。可以看到，那時的美國對自身制度有著高度的自信。但隨著“9·11”恐怖襲擊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暴發等系列沖擊后，美國制度的弊端也日益顯現。

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發展圖鑒總監葛來儀所言，中國的制度自信展現出了相當的吸引力，但也與美國的制度相互對立。所以，拜登政府謀劃了一系列“意識形態聯盟”、“價值觀聯盟”，美英澳最新組建的“奧庫斯”聯盟也是其中的一個產物。

中美之間三大根本矛盾之三，爭奪科技領域的主導權。科技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增強國際影響力的法寶之一。從大規模的科技布局來看，中國無疑成為了與美國爭奪科技主導權的有力對手。而數據也可論證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進程的“擔憂”。

僅在2018年7月以來，美國對華征收關稅的2500億美元產品中，其中有約6成直接或間接與科技和高端制造業相關。與此同時，中國的高科技公司也受到波及，比如中興和華為都位列美國的制裁名單之中。

所以說，在重塑國際秩序的過程中，中美兩國之間的博弈還將繼續，而貿易戰只是開端，中美在更多領域的角逐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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