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山欣興電子地址(金興科技大廈)

中金網今日介紹"黃金山欣興電子地址(金興科技大廈)"，希望小金從網上整理的黃金山欣興電子地址(金興科技大廈)對您幫助。

剛過不惑之年的深圳，似乎反倒疑惑起來。

深圳上一次這么焦慮還是在20年前，當時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震動全城。但憑借著華為、騰訊等民營企業的崛起，深圳站上了互聯網時代的浪潮之巔，證明自己并沒有被拋棄。

20年后，深圳將往何處去再次成為輿論焦點：高房價會否毀了深圳制造業？后華為時代，誰是深圳新的創新引擎？曾經的創投領頭羊是否已經失速掉隊？深圳是否已經錯失了半導體產業的機遇？

這是熱愛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的主人翁意識，也側面反映了深圳政府對于改革與發展的決心。于是不久之前，我們看到了深圳“20+8”產業集群發展規劃的出臺。

規劃發布的時候，我剛從硅谷考察回來，居家隔離中。作為一個90年代就來到深圳的老市民，一個科技投資人，我就想趁此機會寫點不成熟的小思考，為我們的城市盡以綿薄之力。

提筆之時，看到有人開玩笑，說規劃其實就寫了2個字：“芯片”。

據ICInsights數據，2021年，中國大陸的IC市場規模為1865億美元，其中有312億美元是在中國大陸制造的，占比16.7%，而總部位于中國大陸的企業只生產了123億美元，大約僅占中國市場份額的6.6%，全球市場份額的2.4%。

同是大陸城市比較，2021年，深圳集成電路集成電路產業主營業務收入是1100多億元，而上海大約是2500億元，深圳不及上海一半！深圳如今在設計領域的優勢已被大幅削弱，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正在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集群，在制造領域更是匯集了中芯、華虹半導體和中微公司等諸多龍頭企業。

而在成稿前幾天，7月28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總額2800億美元的“芯片和科學法案”，美國版“舉國體制”已經啟動。我們的時間更加緊迫了！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從回顧全球芯片產業最重要的兩個地方——中國臺灣與硅谷的發展歷程開始，探尋深圳未來的產業發展之道。

產業發展的關鍵點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臺灣在發展早期作為后進者，具有明顯的政府驅動的特點，而美國作為半導體產業的發端者與領先者，強調市場驅動，呈現分散式創新的特點，并注重發揮風險資本等市場因素的作用。

作為東亞與西方兩個創新模式的典型，它們各有長處，剛好為深圳提供了最可資借鑒的樣本，深圳下一個四十年的答案，或許早已寫在這兩地的歷史里。

復盤中國臺灣：全球第二的半導體產業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最成功的芯片地區和芯片企業，毫無疑問就是臺灣和臺積電——

中國臺灣目前半導體產業的產值約占全球四分之一，位居全球第二；

晶圓代工和IC封測產業產值均為全球第一，IC設計全球第二；

2021年中國臺灣半導體產值達占中國臺灣省全年GDP總值的18.84%；

臺積電現在已經是全球市值前10名的企業，也是市值最高的中國企業，占全臺股總市值的四分之一。

這段波瀾壯闊的“芯”傳奇卻只是開始于一家小小的豆漿店。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出口導向的中國臺灣遭遇了嚴重的發展瓶頸，石油危機的爆發，更是加劇了這一困難局面。中國臺灣省政府謀求產業轉型，并確立了“引進新技術，發展高級及精密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向。

1973年，在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的推動下，中國臺灣將聯合工業研究所、聯合礦業研究所及金屬工業研究所合并改組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作為引進與發展新技術的主體。

由于中國臺灣資源有限，必須集中力量發展一些具有突破性的重點產業，于是政府找到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淵咨詢發展方向。

1974年2月7日，在中國臺灣的小欣欣豆漿店，孫運璿等6位重要官員和潘文淵一起吃早餐。潘文淵認為，臺灣電子產業升級已勢在必行，而集成電路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潘文淵的建議下，早餐會確定，臺灣將以集成電路作為產業發展方向，以剛成立的工研院作為計劃實施主體，以從美國引進先進技術作為發展路徑。

7月，潘文淵完成了《積體電路計劃草案》，計劃還特別強調，建立IC產業的關鍵是“若發展順利，將轉移民間”。

之后，在孫運璿的全力支持下，中國臺灣的半導體工業就開展起來了。

多方比較之后，中國臺灣最終決定從RCA引進技術。自1976年起，工研院陸續選派30余位研究人員赴美國RCA公司接受半導體培訓，將半導體產業技術引進工研院。

這些研究人員成為了未來臺灣半導體產業的中流砥柱，其中多人聲名赫赫：工研院院長史欽泰、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臺積電副董事長曾繁城、旺宏電子前董事長胡定華、華邦電子前副董事長楊丁元、聯華電子前副董事長劉英達、世界先進前董事長章青駒……

1976年，工研院派人赴美國RCA培訓，倪其良、曾繁城、戴寶通、劉英達、陳碧灣、史欽泰等人合影（來源：工研院）

也是在1976年，中國臺灣省政府接受了“國科會（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徐賢修的建議，決定設置新竹科學工業園（簡稱“竹科”），作為新產業發展的載體。政府要求，“園區本身要具有研究實驗性”，“園區內工業可與其他研究發展機構共同合作，以吸收新的技術，促進臺灣工業升級”。

1977年10月，在RCA受訓人員返臺后，中國臺灣首座集成電路示范工廠在工研院正式開工，開始量產電子表IC。

示范工廠表現良好，同樣的設計，良率卻能做到比RCA更高，到運營第六個月時，已能達到70%，遠超與RCA約定的17%的培訓目標。

至此，技術轉移的事情也如約提上議程。1980年，聯華電子（簡稱“聯電”）正式成立，開創了中國臺灣研究機構技術轉移建立民營企業的先河。除了技術，工研院電子所還派出了80位工程師，花了兩年的時間，支援聯電建設。聯電主要負責人也是出自工研院。

同年，竹科正式開園，聯電也成為了第一家入駐竹科的集成電路廠商。

竹科當時對投資設廠設立了非常優惠的條件，涉及到資金、稅收、產權、技術入股、廠房租賃等多個核心問題，力度極大。

在當時臺灣沒有創投公司的情況下，為了解決新創企業最困擾的資金問題，竹科協調了“行政院開發基金”、“國科會科學基金”、交通銀行等單位參與先期投資。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還找交通銀行董事長謝森中共同推動成立了8億臺幣的“投資創投基金”，幫助了聯電、華邦、旺宏、茂矽等一大批企業。

企業之外，臺灣也將等精密儀器發展中心等重要研究機構設于或遷至竹科一帶，加上原本就在新竹的臺灣交通大學、臺灣清華大學，初步建立了一個產學研網絡。

此后，以聯電為代表的臺灣最早一批半導體企業就在竹科落地生根，成長起來。

聯電的發展非常迅速，到1983年，就已經占領了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韓國三地50%的電話機集成電路市場，實現了逾10億臺幣的營業額和3億多的凈利潤，成為竹科營業額及成長率最大的廠商。

事情發展到這里，一切還是按部就班在前進，直到1984年，那個讓中國臺灣半導體騰飛的轉折點，出現了。

1984年，有三家海外華人創立的半導體企業想要落戶竹科，但是沒有足夠的資金自建工廠，無法制造產品。

聯電由此產生了做“晶圓代工”的想法。當時聯電是一家IDM公司，也就是公司從設計、制造、封測到銷售全都一手包辦，但是聯電意識到，產業分工才是未來趨勢，完全可以讓其他IC公司專注設計，由聯電負責制造。

可惜的是，聯電要從產品公司到服務公司的轉型并不容易，最直接的矛盾就是自有產品和代工產品的競爭問題。

所以最早實現這一創舉的是另一個重要人物——張忠謀。

張忠謀圖片來自網絡

1985年，曾先后在德州儀器和通用儀器公司擔任高管，業內地位極高的張忠謀，在孫運璿、徐賢修、李國鼎等三顧茅廬的盛邀之下，從美赴臺，擔任工研院院長。剛上任沒幾天，就被李國鼎找去解決IC制造產能問題。

一個星期后，張忠謀給出了方案：創立全球第一家以先進制程提供專業晶圓制造服務的公司，只為客戶代工，不設計及生產自有品牌產品。這家公司，就是臺積電。

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1987年，臺積電成立。

對于臺灣來說，半導體產業的進入門檻得以降低，新創小企業終于有了和傳統IDM大廠同臺市場競爭的可能。

自此，以晶圓代工模式的確立為基礎，半導體產業垂直分工的結構形態逐步形成，設計、材料、設備、制造、封裝、測試等產業鏈上下游環節分工合作、相互協同，都蓬勃發展起來。

所以著名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盛贊，臺積電不僅創造了自己的行業（專業的半導體代工制造產業），也創造了客戶的行業（專業的半導體設計產業）。

由此開始，中國臺灣涌現了諸多半導體龍頭企業，在全球贏得了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如今，竹科的集成電路產業營業額也超過了1.15兆臺幣，近400億美元。

2020年，竹科對臺灣GDP的貢獻度超過14%。

數據來源：竹科官網

近些年，隨著大陸的經濟騰飛，而中國臺灣的經濟增速慢下來，GDP在國內只能排第八了，許多大陸朋友由此對臺灣省產生了輕視的心態。但是，GDP完全無法體現臺灣省在全球產業鏈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日益重要的今天，缺芯潮下，臺灣省缺電缺水都能引發全球產業界的震動。紐約時報甚至還寫文，說臺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因為它處于全球科技霸權爭奪戰的中心。

什么是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成功的秘訣？

“后發優勢”理論的提出者格申克龍教授指出，追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與更先進的國家有很大不同，追趕國家會采用各種新的制度手段去實現快速增長。而一個國家的經濟越是落后，政府的作用越為顯著，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業部門的資本供給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大。

這一理論雖然年代較為久遠，但對此后各個國家地區的產業升級依然有解釋力和參考意義。

具體到中國臺灣省的產業升級策略，安士敦和瞿宛文教授曾總結：

“當一個后進者開始生產某個高科技產品時，該產品已經‘成熟’，利潤率正急速跌得薄如片紙。只有規模夠大、有能力達到巨大產量的廠商，才有可能從生產這種產品中獲利。

理論上，該廠商可以是公有事業，也可以是私有的本地公司，或跨國公司。在中國臺灣，當局刻意讓從自己研發實驗室衍生出來的機構保持民營公司的形態，以確保管理上的彈性，盡管當局在幕后仍持有控制性股權。但當局的職責主要是培育本地人自營的高科技公司。這些企業已證明遠比早期進入中國臺灣電子業的外國（地區）跨國公司更富創業精神。

因此，對于其他后進經濟體，我們假設發展導向經濟體的培育角色越重，私有的本地后起者扮演的角色越重，則高科技產業會成長得越快?！?/p>

綜上，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一些重要因素：

1、政府：中國臺灣省政府的鼎力支持，核心技術官員的全力推動。

對于一個基礎薄弱、資源匱乏的落后地區，要想實現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的作用無疑更加關鍵。在臺灣省半導體的早期發展中，就呈現出極為明顯的政府驅動的特點。當時中國臺灣省政府基本上幾乎承擔了所有風險，為企業創造了成立和發展的所有條件，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等，同時又堅持企業才是經營的主體，并不干預企業發展。

臺積電的創立，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

當時最大的困難在于資金。臺積電第一期的資本額就要55億臺幣，按規定政府出資比例不能超過49%，所以政府最終出資了27億臺幣，占股48.3%，這是當時臺灣史上最大的一筆企業投資。在80年代，中國臺灣的年度預算大概也就是一千多億臺幣，可見政府支持力度之大。

其余部分，則需要向社會募資。臺積電現在備受追捧，但在當時并不被看好，募資非常困難。

張忠謀向老東家德州儀器、通用儀器，還有IBM、英特爾、惠普、日立等科技巨頭都寄送了投資計劃書，但都沒成功。于是，李國鼎親自帶張忠謀前往荷蘭拜訪飛利浦，爭取到了飛利浦27.5%的投資。而飛利浦愿意出這筆錢，則是因為早年在臺灣設廠時受到了李國鼎的大力幫助，賺了很多錢。

還有24.2%，李國鼎選擇一一拜會那些欠他的人情的企業家，“逼”他們投資，礙于他和其他重要官員的情面，最終臺塑等臺灣企業湊夠了剩下的錢。

除了資金，政府在廠房、設備、稅收等方面，也無一不是給了最大力度的支持。工研院將其最先進的超大型集成電路（VLSI）實驗工廠連同技術和人才一起轉移給臺積電。同時，受益于稅收優惠政策，2002年以前，臺積電基本沒交過稅，甚至有好幾年的稅后利潤高于稅前利潤。

所以2021年，鴻海集團創始人郭臺銘問張忠謀：“你最感謝的人是誰？”張忠謀回答：“是李國鼎，他看得很遠。”為什么？因為“沒有李國鼎，就沒有臺積電”。

而中國臺灣政府之所以能做到這些，離不開以孫運璿、李國鼎為代表的技術官僚的高瞻遠矚與大魄力，他們完美地完成了“產業推動者”和“問題解決者”的任務。

“技術官僚”，一在“技術”——當時推動臺灣省產業發展的一批人，大都是大陸長大的技術精英，一般還有公派留洋經歷。例如孫運璿以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第一名畢業，曾任臺灣電力總經理；李國鼎曾赴英國劍橋大學學習物理，在著名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深造；提議設立竹科的徐賢修是著名數學家，先后畢業于清華大學和布朗大學。給他們提供發展建議的顧問也無一不是行業領導、學界專家。

二在“官僚”——計劃的關鍵實施者都是臺灣省政壇的頂級人物：孫運璿曾先后任臺灣“經濟部長”、“行政院長”；李國鼎曾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被譽為“臺灣科技教父”。他們在臺灣早期的經濟發展中，都做出過卓越的貢獻，積累了足夠的聲望，因而有能力去解決產業和企業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難。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孫運璿收到潘文淵撰寫的《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是在1974年7月26日上午11點；當天下午2點，孫運璿召開了專案會議；下午6點，孫運璿就做出了行動部署，開始推進計劃，并且承諾經費由他負責籌措。

一天之內通過如此重要的決議，其效率與魄力令人嘆服。

計劃預算的資金是1000萬美元，相當于4億新臺幣，而當時臺灣的年人均所得只有400美元。巨額的投資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對聲浪，主流觀點是臺灣自不量力，甚至有旅美學人在報上刊文稱，“世界上有三樣東西，只有美國才能做——電腦、汽車和集成電路”。在這種情況下，孫運璿依然抗住了的壓力，力排眾議把計劃推進了下去。

這種賭上仕途的情形，在當時并不少見。若非這些敢擔當、能擔當的政治“強人”，又如何能移山倒海？

2、企業家：以張忠謀為代表的“一將頂一師”的企業家群體。

企業最直接的責任主體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既要有行業深刻的洞察力，又要有力挽狂瀾堅忍不拔的精神，才能把非常困難的事情做成。中國臺灣省很幸運地找對了以張忠謀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

這種企業家精神，往往是在企業危機的時候，更得凸顯。

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機和三星步步緊逼的雙重沖擊之下，臺積電一季度收入同比下滑95%，勉強沒虧損，已退休4年、78歲的張忠謀不得不再度出山，不僅成功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更是將臺積電、將晶圓制造帶到了世界難以想象的位置，也在市值上超過了長久以來的目標英特爾。

用張忠謀自己的話說，“本來（英特爾）他們是霸主，老實說他們有些看不起晶圓制造……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晶圓代工模式會變得這么重要；也從來沒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們也要做晶圓制造”。

而中國臺灣半導體業界，可以說是英雄輩出，并非張忠謀一枝獨秀，每個成功的半導體企業背后，都有一個了不起的企業家。

3、研究機構：以工研院為中心的，產、官、學、研的緊密合作。

如前所述，中國臺灣政府、工研院、企業、人才結成了一個緊密合作的“產、官、學、研”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發揮了中樞作用的，毫無疑問就是工研院。無論是臺積電還是聯電，早期成長都離不開工研院的技術、人才和資金支持。而除了晶圓雙雄，臺灣光罩、世界先進等半導體龍頭，也都是工研院的衍生企業。到2013年成立40周年時，工研院已新創及育成225家公司。

在諸多研究機構之中，為何唯獨工研院的貢獻這么突出？

這和工研院特殊的組織形態高度相關。

工研院的全名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這里的“財團法人”非常重要，它意味著工研院是一個介于公立與民營之間，半官方、非營利的機構。

在工研院設置時，孫運璿希望將工研院定位為一個民間團體而非政府機關，受政府經費上的支援和督導，即“以公營事業采民營方式辦理”，從而解除法令規章對于工研院的束縛，使其在人員待遇、經費開支、人事管理、委托研究等方面擁有更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并能讓研究人員擺脫公務員的心態，與民企打成一片。在一定時間后，還將取消對工研院的資助。

因為這一設置涉及到“破壞制度”、“公私不分”、“化公為私”等敏感問題，爭議巨大，但危機之下需以發展為先，方得以“特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同時工研院也在所受監督上有所妥協。

而對于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也已在爭論中被指出：“本案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以民營事業的精神，經營公營事業”。

正式運營后，為保證自身的獨立性，工研院也高度重視自身的財務獨立性問題。其設立了政府收入和非政府收入“1：1”的發展目標，以期在保證前沿技術研發的自主性的同時，引導研究更加注重成果的產業落地。早年間工研院高度依賴于政府資助，但到最近兩年，業界收入已經略微超過政府資助了。

4、企業：以大型企業為中心的，上下游協同的半導體產業鏈。

借用臺灣《天下雜志》的比喻，中國臺灣的半導體產業組成了一支龐大的艦隊，臺積電像是一艘航空母艦，率領著各類巡洋艦、驅逐艦、補給艦前進，而且艦隊的規模還在持續快速成長。

臺積電和聯電等大型企業的帶動作用主要有兩種體現形式。

一是對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培育。

“近臺積者得天下”，對于IC設計公司等臺積電的客戶，與臺積電和聯電的密切關系保障了它們在缺芯潮之下的先進制程產能；而對于化工、材料、設備供應商，臺積電用每年總計數千億新臺幣的采購和深入產線的技術指導幫助它們實現了質的飛躍。

2021年TrendForce全球前十大IC設計公司營收排名，臺灣省首次有四家企業上榜，即聯發科、聯詠、瑞昱和奇景光電。

另一種產業帶動形式，則是直接從大型企業衍生出新的企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聯電，其衍生了聯發科、欣興電子、聯詠、智原科技、盛群、原相科技等細分領域內的領頭羊。

華邦創始人楊丁元對這種生態做了一個最精妙的總結：“我們賣的不是一顆IC，而是臺灣的產業競爭優勢。”

5、人才：保持開放，廣納人才，尊重專業。

龐大的海外華人工程師群體是中國臺灣?。ㄒ彩谴箨懀┳钫滟F的資源之一，從智囊到企業家再到工程師，他們撐起了臺灣省半導體產業的半壁江山，可以說居功至偉。

而中國臺灣省政府也相當注重這一點，從很早就開始建立和利用這一人才網絡。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潘文淵等人的推動下，臺灣就已定期舉辦“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由在美華人工程師義務赴臺講學，向臺灣工程師傳授先進技術，講解前沿進展。

而在工研院成立后，潘文淵又召集了凌宏璋（為美國空軍制造出第一片IC）、羅無念（撰寫了美國最早的半導體著作）等當時美國IC界的著名華人專家成立了電子技術咨詢委員會（TAC），擔任產業和技術顧問。在分文不取的情況下，他們利用大量業余時間，為臺灣發展建言獻策。在90年代以前，他們是中國臺灣集成電路產業的引路者，規劃制定、技術研發、人才引進等重要問題，基本都是由他們指引，從RCA引進和轉移技術的全過程，就是他們負責規劃和幫助實施的。

1974年，潘文淵在美國積極規劃積體電路技術，并召集當時在美華人專家成立“電子技術咨詢委員會”（TAC），由潘文淵擔任主任委員。前排左起凌宏璋、葛文勛、趙曾玨、羅無念、胡定華，后排左起厲鼎毅、史欽泰、李天培、楊丁元、潘文淵。（來源：工研院）

合肥經驗：政府推動產業發展的卓越樣本

中國臺灣省當年發展半導體的魄力和高瞻遠矚，這幾年我又在內地的一個城市看到了，那就是合肥。2011年，合肥的GDP在國內排30開外，但2021年已經上升至第19位了，10年GDP增幅在全國主要經濟強市中高居第一。作為一個中部非一線城市，合肥能在創投和產業發展上做出這么出色的成績，合肥政府和引導基金可以說居功至偉。

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京東方。

05、06年，計劃擴張的京東方決定要建設6代產線。當時它的首選并不是合肥，而是深圳。當時深圳的彩電產業在液晶面板上深受“卡脖子”之痛，所以政府和幾家大彩電企業聯合發起“聚龍計劃”，打算與境外液晶企業合資在深圳建生產線。深圳一開始主動去找了京東方，雙方一拍即合。沒想到日本夏普突然橫插一腳，說京東方技術不行，搶走了合作，但是搶到手就撤出了合作。京東方轉向了上海，談得差不多，夏普故技重施，又把京東方給擠走了，然后又撤出了合作。

在京東方和合肥談的時候，夏普又來了。但是合肥政府非常有誠意，在京東方還在和深圳談的時候，合肥承諾，給地給錢，深圳給多少，合肥都能給。哪怕那一年京東方虧損超10億元（扣非歸母凈利潤），哪怕據說為此暫停地鐵項目，哪怕夏普介入，合肥政府都還是堅定地選擇了京東方。

2008年，京東方與合肥簽訂了協議，合肥承諾出資60億元，如果增發不成功時，保底90億元。而當年合肥的財政收入只有301.2億元。不過后面的增發很成功，合肥政府其實只出了30億元。

之后就是智能手機和顯示產業的黃金10年。在京東方的產業鏈帶頭作用下，合肥逐漸匯聚了維信諾、康寧、法液空、空氣化工、視涯科技、江豐電子、三利譜、欣奕華、彩虹集團、清溢光電，以及基石資本所投資的翰博高新等一大批上下游龍頭企業，形成了涵蓋上游裝備、材料、器件，中游面板、模組以及下游智能終端的完整產業鏈，位居中國新型顯示產業十大城市榜首。

據合肥政府公布，2020年，合肥平板顯示及電子信息對工業經濟增長貢獻率63.3%，產值總量超過2000億元。截至2021年6月，合肥平板顯示及電子信息全產業鏈累計投資項目超過120個，完成投資超1550億元，還有在建、在談及謀劃項目112個，總投資超過4000億元。

而在半導體時代，合肥也走在全國前面。

2016年5月，兆易創新的朱一明見到了合肥市的領導，幾個月后，DRAMIDM企業長鑫存儲即在合肥啟動，項目總投資超過2200億元。

DRAM芯片是非常重要、應用最為廣泛的內存芯片，全球市場規模在千億美元上下，但是在2016年這個時點，長鑫項目可以說是沒有投資價值的。為什么？因為這個行業是高度壟斷的，三星、海力士和美光占據了全球90%甚至95%以上的市場份額，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三家獨大。

但是很快，長鑫的投資價值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8年初的中興事件和2018年底的華為孟晚舟事件后，中美對峙、半導體封鎖的大幕拉開，中國不得不在半導體等重要的科技領域謀求自主可控，當然也必須要實現DRAM芯片的國產化。長鑫目前已建成第一座12英寸晶圓廠并投產，是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中國大陸DRAM設計制造一體化企業，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長鑫抓住了一個寶貴的時間節點，取得了關鍵的技術、設備和人才，這個機會可以說轉瞬即逝。

合肥市啟動項目后，這個項目得到了國家大基金和社會基金的追捧，基石資本也作為領投方重倉了12億元。

合肥政府的魄力也體現在引導基金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引導基金甚至沒有對子基金管理人的注冊地加以限制，也就是說，外地的機構也可以拿引導基金的錢，這是大魄力，更是大胸懷。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內陸城市、非一線城市開始探索“基金招商”模式，于是我們看到基金規模越來越大，動輒百億規模；基金越來越下沉，區縣級引導基金愈發常見；出資條件愈發寬松，對失敗的容忍度和對利益的讓渡程度都出現了突破。

這同時也是在另一方面提醒深圳：深圳一直是引導基金創新的引領者，但當深圳經驗逐步被其他城市學去，甚至青出于藍的時候，深圳該如何繼續保持領先？

硅谷：企業-人才-資本的“鐵三角”

說完“臺灣硅谷”、“中部硅谷”，我們回到真正的硅谷。

作為領先地區，硅谷的發展模式顯然與臺灣和合肥并不相同。硅谷與深圳是分散式創新的典型。

我第一次去硅谷是在十幾年前，當時最直接的感受是，硅谷就像一塊巨大的海綿，不僅吸納了全世界最優秀的企業，最頂尖的科技人才，還吸納了全世界最多的資本。

我們經常說，深圳是中國的硅谷。那么，深圳和硅谷，它們的共同點到底是什么？

我把它總結為“鐵三角”：硅谷和深圳的顯著特點是形成了資金資本密集、人才技術密集、大型科技企業生態密集的“鐵三角”，并在這三個方面實現了互相涵養、自我循環、自我推動的狀態，這種有機的“內循環”為深圳和硅谷帶來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大型科技企業形成產業鏈聚集與協同，以及技術與人才外溢，人才在資金和風險投資的支持下創業，產業鏈配套協作的成熟又輔助了創業成功。

硅谷“鐵三角”（logo圖片來自網絡）

硅谷的半導體產業，就是這個“鐵三角”的最佳范例。

硅谷的整個半導體產業，基本上都可以溯源到一家公司：仙童半導體。

1955年，“晶體管”之父肖克利從貝爾實驗室離開，回到家鄉硅谷創業，并招募了一批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然而，由于這位諾獎得主糟糕的管理能力與古怪的脾氣，1957年，團隊中的八個成員選擇出走自立門戶，成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

仙童半導體大獲成功。肖克利所稱的這“八叛徒”中，讓·霍爾尼開發了制造半導體的平面工藝，而羅伯特·諾伊斯則在此基礎上發明了集成電路，由此，半導體開始了大規模商業化，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產業。

仙童的重要意義并不僅在于其技術發明，還在于它對整個產業和人才的培育。整個半導體產業都是從仙童半導體與國家半導體衍生而出的，仙童可以說是“半導體公司之母”，而它最重要的兩個孩子，一個英特爾，一個是AMD。1968年，“八叛徒”中的羅伯特·諾伊斯和戈登·摩爾成立了英特爾，而同樣出身仙童的杰里·桑德斯則在1969年成立了AMD。1969年的一次半導體產業大會，參會的400人中，有90%以上出身于仙童。

而在此過程中，創新資本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仙童半導體還是英特爾，都是在風險投資家阿瑟·洛克的幫助下才籌集到了啟動所需的資金。而因為仙童實現了財富自由的創業者，很多在之后也成為其他企業的風險投資人，比如“八叛徒”中的尤金·克萊納后來創立了凱鵬華盈，投資了亞馬遜和谷歌；諾伊斯和摩爾也成為了阿瑟·洛克公司的LP，洛克的公司后來還投資了蘋果。硅谷就是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發展起來。硅谷的分散式創新最有效率，芯片企業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全球領軍企業層出不窮。

2個月前，我又去了一趟硅谷，這一感受變得更加清晰了。

這里有蘋果、谷歌、Meta、英特爾、英偉達、Adobe等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企業。

僅5.6英里的短短一條沙丘路上，就匯聚了全球最頂級的風投公司，包括紅杉資本、KPCB、NEA和a16z等等。據CBinsights數據，2022年Q1，硅谷吸引了全美40.6%的風投資金，共289億美元，而全中國只有127億美元。

同時，硅谷也吸納了全世界的人才。硅谷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是非美國出生的。據杜克大學的研究，1995-2005年在硅谷新創辦的高科技公司中，有52%至少有一位創始人是移民。馬斯克是南非裔，謝爾蓋·布林是俄羅斯裔，黃仁勛是中國臺灣裔。

回看深圳，也有兩家公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家大家都知道，是華為；還有一家，其實是富士康，而且富士康對深圳的貢獻其實更早。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正是因為富士康在深圳，很多配套企業才會選擇在深圳落地，因此所謂蘋果產業鏈，其實也可以說是富士康產業鏈。立訊精密就是典型的富士康扶持起來的企業。

除了企業，富士康還為中國大陸培育了一大批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制造人才。同時，富士康也是一座橋梁，一根紐帶，把深圳拉入了全球產業鏈之中。

當前，深圳的“鐵三角”已經建成了，下一步的目標就是怎么去強化和升級，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關鍵。

從熊彼特到索洛、羅默，主流經濟學理論已普遍認為是創新經濟活動帶來了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源泉。

而關于創新的理論的紛繁復雜。創新系統理論認為，創新從最本質上說是一個系統現象，它是在不同參與主體之間不斷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創新系統主要由主體（組織）和制度兩大要素構成，主體是創新活動的參與者，包括企業、大學、風險投資機構、公共機構等，而制度用于調節主體之間的關系和互動。

企業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創新主體。而政府的角色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也是創新的主體，通過公共機構直接或間接參與創新活動，比如研發；另一方面，它是制度的制定和調整者，負有義務去創造一個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環境。

回顧各大經濟體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越是經濟發展或者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作為主體的角色越重要，對創新活動的直接參與就越多，因為只有政府才能調動整合足夠的創新資源。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企業的地位就越發凸顯，因為市場最有效率。而無論在哪一發展階段，政府的職責都是在順應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幫助企業更好地發揮主體作用。

政府和企業在創新系統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對于其他主體在創新系統中的作用，不同國家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巨大。

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很多學者會傾向于強調大學的角色，例如，埃茨科維奇和雷特斯多夫兩位教授提出了“三螺旋”模型，用以分析“政府、產業、大學”三個主體之間的交互作用。

但是，如果套用這一框架分析中國，我們會發現并不適用。美國最好的大學是私立大學，與產業屆的結合也更為緊密，這與中國的狀況并不相同。

對于當下的中國，我認為更適用的“三螺旋”是有為政府、卓越企業家與創新資本。

深圳需要集硅谷與竹科的優勢于一體，既要學習硅谷式的強調市場與分散式創新，又要學習竹科式的政府投入與引導。

對于深圳來說，打造好有為政府、卓越企業家與創新資本的“三螺旋”，或許就是升級和強化鐵三角的最佳途徑。

深圳當往何處去？

著名經濟學家理查德·納爾遜曾指出，“制度設計的任務，是在技術的私有和公有兩方面，建立一種適當的平衡，既保持足夠的私人刺激以鼓勵創新，又保持足夠的公有性促進技術廣泛應用”。

如何把握這種平衡，深圳發展“20+8”的文件中，已經給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

正如管理學家VandeVen總結的那樣，“創新的旅程確實是一個集體成就，需要來自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眾多‘企業家’發揮各自的重要作用”。

這也正是我所說的，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舉國體制3.0版本”。

“舉國體制3.0版本”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將成為創新的有力分子，共同構造一個德魯克愿景中的“企業家社會”——這里的企業家不應僅限于企業，也包括具有開拓精神的政府和事業單位。它要求所有機構的管理者把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作為企業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種正常、不間斷的日常行為和實踐，而每個個體都要持續不斷地學習與自我發展。在企業家社會中，任何社會、經濟、產業、公共服務機構和商業機構都將保持高度的靈活性與自我更新能力，并因此實現持續的創新與繁榮。

德魯克早已指出，“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經濟法，或者政府，能夠使資源變得有效”。

對此，作為大灣區核心的深圳，更有條件率先建成經濟上以市場和資本為基礎，政治上立足于法治與責任制政府，通過建立良好的產權機制，保護企業家精神，更好地支持民營經濟，從而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硬科技高地。

而在頂層設計之外，在執行層面，我也有一些具體的建議：

1、重點發展以半導體為代表的兩類產業。

從全球產業發展來規律來看，科技高地的發展與形成主要來自于兩類產業——一是被“卡脖子”的產業，二是新興產業。

深圳提出的“20+8”產業集群中，半導體芯片、先進材料等屬于面向未來的硬科技以及“卡脖子”技術產業，布局這些產業可以積蓄力量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躍升；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光電信息等都屬于當下的新興產業，方向較新、容易出體量、產業演進能力強。發展壯大這兩類產業，是深圳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高地所必需的。

其中，半導體產業是當今人類工業體系的集大成者，產業地位高、技術壁壘厚、產業影響力大，是當今最重要的戰略性產業，更是全球性的“卡脖子”產業。

硅谷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全球科技高地，正是在于其半導體產業集群的持續領先、持續創新為美國贏得了全球性的話語權。

半導體產業是未來深圳發展的關鍵，要把半導體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相較深圳現有產業，半導體產業貫穿力更深、更廣、更長，對于支撐深圳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意義巨大。

在政府和市場的大力推動下、在資本的加持催化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在近年來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們看到長三角等地區正在初步構建國內半導體產業集群，形成了從上游制造、設備、材料到設計、封測，再到下游應用、終端等完整的半導體生態體系；同時，國內半導體產業也涌現了如韋爾股份董事長虞仁榮、長鑫存儲CEO朱一明等一批具有產業影響力的卓越企業家和梁孟松這樣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學巨匠。

深圳未來若要國內半導體產業領域扮演重大角色，同樣需要構建從制造到設計到應用的完整生態鏈，這對深圳來說是必須去實現也一定能實現的任務，只要我們去積極招引全球性的產業龍頭、卓越的企業家和頂級技術專家，我們一定也能構建出自己的半導體產業集群。

借用任正非的話，華為28年只對著一個“城墻口”沖鋒，密集炮火，飽和攻擊。深圳可以在尊重市場、普遍發展的基礎上，重點發展半導體這樣的重點產業，以達到最佳效果。

2、招引具有產業鏈帶動作用的大型科技企業。

對于重點產業中的重點企業，特別是全球頂尖企業，深圳更應加大招引和支持的力度。

必須注意的是，深圳必須要做大產業、產業鏈招商，而不是小企業、單點招商，要改變一個產業的生態，不能僅靠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企業，必須依靠大型科技企業。

比如瞄準全球前30位半導體企業，把他們的研發和產能招引到深圳來，再帶動產業鏈的集聚和協同，從而把中國的產業鏈給培育起來。

即便是作為全球半導體霸主的美國，也在非常努力地推動臺積電和三星赴美設廠。

同時，同是大企業，對產業鏈的帶動作用也是不同的，從竹科的經驗來看，或許下一個臺積電，而不是下一個英特爾，對深圳的作用更大。

3、任命高規格招商大使。

深圳的產業發展還需要任命一位市長級別、高規格的招商大使?；仡欀窨频某晒涷?，這位招商大使的畫像明確且清晰：

不僅需要向企業家們推介深圳，更要有規劃最優技術發展路線的能力、吸引青年俊才前來投奔的號召力；

不僅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還應具有廣泛的業界和商界人脈，有能力匯聚產業資本和風險資本前來助陣。

4、擴大引導基金規模。

恰逢大時代、大變局，須有大視野、大魄力。從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普通規模的引導基金支撐不了深圳的宏大布局，引導基金應更大一些，5000億元左右的引導基金將更為有效，更有利于實現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和規模效應。

仍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據ICInsights數據，去年全球半導體研發投入為805億美元，其中總部在美洲（主要是美國）的公司占比達到55.8%，而中國大陸企業占比僅3.1%（近20億美元），還沒有英特爾一家高（約152億美元）。在發展水平遠遜于美國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投入還比美國少，那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5、支持創投機構發展。

清華大學教授田軒等學者的研究早已證明，創新專利情況與股權市場發展成正相關關系，而與信貸市場發展成負相關關系。對于高科技密集的行業，股權投資能夠促進企業創新，而信貸市場則相反。

當前，中國的直接融資占比約為30%，美國直接融資占比70%—80%，中國的直接融資遠遠低于美國。

為了加快創新資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創新，我們建議，向深圳排名前十的創投機構，每家注資10億元，以其作為深圳的招商官，承擔招商引智的功能。

創投機構的重要作用是幫助中小企業形成寶貴的資本金，而創投機構更需要寶貴的資本金以放大這一投資杠桿。

6、推進國企改革。

創新大資本從何而來？從國企改革中來。據深圳市國資委公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深圳市屬企業總資產4.6萬億元，擁有足夠的新舊動能轉化的潛力。國企的投資應有較大的比例調整為對深圳未來有意義的硬科技領域！要用基于科技革命、國際競爭和產業升級的長期戰略性思維，而不是基于紓困、營收、盈利的短期報表性思維去布局未來。

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設立大型國企產業基金，并將投資方向聚焦于少數重點產業。深圳具有轉型升級需求和賬面資金充裕的大型國企，可分期組建千億規模的產業引導基金，通過投資與收購兼并等方式，盤活存量資產，全面探索自身的產業轉型升級。在投資與收購兼并時，應實現重點聚焦，不搞撒胡椒面式的投資，比如專注于半導體等“卡脖子”產業或與自身有較強產業協同作用的其他硬科技產業。

二是直接減持籌資或股權劃轉?？赏ㄟ^減持籌集資金或股權劃轉的方式，將國資參股的企業的優質股權統一并入深圳市的投資平臺管理，做大金融平臺資產管理規模，增強集團的資產信用水平，提高其直接融資能力。

三是進行市場化國資混改。一些增速較緩、產業結構較陳舊的國企，可通過市場化方式將控股權合規地、不尋求溢價地出售給國內相同產業鏈龍頭企業，以換取其將先進產能在深圳落地。

7、全球招商引智。

硅谷是世界的硅谷，深圳也不應只是中國的深圳。正如國家一直強調的，國家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過去四十年，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未來四十年，深圳也應該帶頭把窗口開得更大。

一是可以與創投機構合作，在美國的硅谷與波士頓、以色列、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等地設立招商引智中心，將其作為深圳的宣傳與招商窗口，發掘優秀的企業家與科學家為深圳服務。

其次，在資本市場方面，深交所可以探索設立國際板，放寬海外投資者的進入門檻，并邀請海外企業赴深上市。

第三，在人才方面，從竹科的發展來看，海外華人的作用是巨大的，當前在海外依然存在大量的華人人才，我們也應該爭取他們回國工作或投資。更進一步的，我們還應該去吸納更多的國際人才，歡迎技術人才移民，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環境，讓全球智慧都為我所用。

我曾經和某著名大學校長交流，他表示，學校好不容易才延攬到了一些頂尖的外籍教授，然而，沒幾年就因為親人拿不到簽證等問題離開了，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我們的國門只能越開越大，是中國更需要全世界，而不是全世界更需要中國。

8、提速深莞惠一體化。

高房價對制造業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要防止高房價成為深圳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擴展深圳發展空間，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快推進深莞惠一體化，以更大的產業胸懷打造產城協同，以更便捷的軌道交通構建深莞惠半小時都市圈，并在未來逐步形成產業、交通、公共服務等全方位一體化的經濟圈。

快30年前，我從內地辭職來深圳，踏上這片土地，第一感覺就是“自由”，“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我是來了深圳才發現，找工作原來這么容易。

我經常說，我們過去二十年做對了，是因為我們到了全世界最像硅谷的地方創業，那就是深圳。深圳和硅谷一樣，有移民城市的叛逆，有各行各業的寬容，官不欺民、民不媚官，這是深圳絕無僅有且無法復制的地方。

所以經常有記者問我，深圳現在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了，你覺得深圳還有增長潛力嗎？我說當然，只有我們還說“深圳像硅谷”，而不是說“硅谷像深圳”，那就意味著深圳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我們期待，也許哪一天，深圳會發展到人們說“硅谷是全世界最像深圳的城市”。

【參考文獻】

1.China-BasedICProductiontoRepresent21.2%ofChinaICMarketin2026，ICInsights

2．《臺積艦隊沖10年》，陳良榕等，《天下雜志》第748期

3．《新竹科學園區20周年紀念?？?，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4．《新竹科學園區40周年紀念專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5．《矽說臺灣臺灣半導體產業傳奇》，張如心、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6．《波瀾壯闊的臺灣半導體產業》，龔招健、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技術與資訊》第319期

7．《一只看得見的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于宗先、王金利

8．《電子工業界的新星——聯華的崛起》，齊若蘭，《天下雜志》第32期

9．《專訪張忠謀》，張帆，《財經》2004年第9期

10．《50年風云錄從被看衰到制霸晶圓制造盛世啟示錄全球半導體決戰2023年》，林宏達，《財訊》653期

11．《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亞歷山大·格申克龍

12．《超越后進發展：臺灣的產業升級策略》，愛麗絲·H．安士敦、瞿宛文

13．《孫運璿傳》，楊艾俐

14．臺積電歷年年報，臺積電

15．《90歲張忠謀1小時演講，大陸落后臺積電五年，還懟了下英特爾》，張忠謀，高歌編譯

16．《臺積電為什么神？》，王百祿

17．《跨產業創新40年六大產業暢談與工研院合作經驗》，高永謀、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技術與資訊》第261期

18．《“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的第14次會議議案關系文書》，中國臺灣“科技部”、中國臺灣“立法院”

19．《“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一卷第七十期/七十二/八十八期委員會記錄》，中國臺灣“立法院”

20．《實踐策略，改變制度：工研院與創新前瞻機制的個案分析》，涂敏芬

21．《TrendForce集邦咨詢：量價齊揚，2021年全球前十大IC設計業者營收破千億美元》，曾冠瑋、TrendForce集邦咨詢

22．《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路風

23．《從無到有合肥這樣“屏”步青云》，合肥晚報

24．《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阿倫·拉奧、皮埃羅·斯加魯菲，閆景立、侯愛華譯

25.StateofVentureQ1‘22Report，CBInsights

26．《牛津創新手冊》，詹·法格博格等主編，柳卸林等譯

27．《美國支持技術進步的制度》，理查德·R·納爾遜，載《技術進步與經濟理論》，G·多西等編

28．《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德魯克

29.Americas‘ChipSuppliersContinuetoDominateR&DSpending，ICInsights

今日中金網關于黃金山欣興電子地址(金興科技大廈)的介紹就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