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茶館(黃金茶館怎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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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變成正式或夸張的做法，就違反了巴蜀的茶館精神。

攝影：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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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自由自在中國茶」

生活程序

茶館并非生存空間，而是純粹的生活空間。我到重慶的交通茶館和成都彭鎮觀音閣茶館時，感覺這種生活，和當下茶空間之中常見的“和靜清”之文化標準、審美趣味大相徑庭。

交通茶館位于重慶九龍坡黃角坪，半地下的門洞，兩側墻體的小廣告都看不清了，地面黑得發亮，走進去那彌漫的煙氣，就讓人膽怯三分。畫家何多苓說要的就是這個臟勁兒，一塊磚一根梁都不能粉飾。東張西望的做法顯然是不入流的，我進來時正好一波穿金戴銀的客人蠻有興致地拍完了照往外走，她們似乎是茶客們最不歡迎的類型，觀光拍照卻不喝茶。

還沒找到座位，女堂倌就來了。“喝啥子？有沱茶，有普洱……”我以為沱茶時髦且貴，女堂倌眼中流露出訝異和不以為然，原來沱茶只3塊錢，花茶5塊。一大包葵瓜子又香又飽滿，將所有的炒貨店都比了下去。

沱茶只要三塊錢，交通茶館里沉淀著歲月的安閑

老茶館里，茶客分三等，以器皿的材質、形狀，就可以一見高下。玫紅塑料殼保溫杯、年久失洗的棕黃玻璃罐、編了線繩把蓋和杯連起的巨大的搪瓷茶缸子，甚至還有兒童水瓶……這些奇絕的器物都屬于茶齡30年以上的茶客。一旁的大木架子上，全是各式各樣的杯子。他們有自己的固定位子，天井之下圍的是下象棋的，打花牌的“聽用”和“財神”挑出來扔在一旁，完全當觀光者不存在，自得其趣。

用藍白陶瓷茶缸子的基本是中年茶客，我眼前這位，見我們兩人過來拼桌，先毫無顧忌地吐出幾串煙圈，把自己面前的報紙不停地抻展、抖響，煞有介事，眼皮不抬。然而直到我離開，他也不過是掏出圓珠筆，在報頭上寫了幾十個“中”字而已。

我們這樣用蓋碗的，一眼就看出是“不知就里”派。來得早的，端坐在天井正當中，桌上擺著四個單反，卻因為氣場太弱，不敢對周圍人下手。挨著窗戶的長條靠背老木凳，都留給到此一游的時髦的年輕客人。我左手邊的法國女孩淡定地吹著蓋碗里的花朵，忍受著她旁邊用不銹鋼大海杯的大爺，將條凳打橫，兩條大腿橫劈在上面，脫了鞋晾腳。張恨水寫重慶的小茶肆里，人們的東倒西歪，排列支架的竹椅，“客來各踞一塌，臥而飲之。……購狗屁牌一盤，泡茶數碗，支足，閑談上下古今事……”。

交通茶館里氣定神閑的老茶客

早上6點，茶館開門，鑰匙掌管在茶客手里。早客是老茶館格外關照的，他們大多是因生計需求起得早的，也是老茶館的常客。堂倌給他們的茶葉最多，濃郁滾燙，一口下去熨帖無比。“一早一晚，滿坑滿谷”就是交通茶館典型的景象。但與揚州、廣州等地的“早茶”不同，早上也僅僅喝二三十分鐘，純為喝茶而來。熱愛馥郁芬芳是自古以來地理形成的習俗。“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前一晚的火鍋串串僅存的一點不舒服，早上在成都非得“啖三花”，重慶則是釅沱茶。

“今天‘吊堂’，人少，等‘打涌堂’必須等到周末。”茶館“老板”陳安健在四川美術學院教授油畫課，他并不經營，只是每個月付給茶館現金補貼用度。然而這樣難找座位，交通茶館卻不賺錢。雖然環境看上去頗具“袍哥”氣質，交通茶館卻并沒有那么長的歷史。這里初創于計劃經濟時代，是服務于國營運輸公司的旅館加茶館的混合體，制度社會已經演變，交通茶館卻一點沒改保留了下來，茶錢前兩年還是1.5元，今天也不過3到5元。陳安健從未想過“商業化”。

他的《茶館》系列油畫獨樹一幟，全以自己浸淫茶館得到的樂趣為主題。茶客們是他多年的模特，對他展露出本來的溫存面貌。他畫面里的真實、新鮮熱辣，是交通茶館幾十年時光的一些片段。陳安健以自己的理解，在茶館里畫了許多年。在他眼中，交通茶館本身活著，哪怕是臟兮兮的，也是世間難得的純凈角落。

四川茶館的文化雖然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乍一看卻對茶的講究欠了幾分。一個蓋碗茶能喝一天，很少有人換茶，除了“鮮開水”沖泡，僅僅就是分出了“甘露”“竹葉青”“碧潭飄雪”這幾個相對高檔的級別。茶甚至可以被菊花、檸檬取代。寬窄巷子里的老茶館“可居”的老板娘肖烈說，如果按照茶藝館專注于茶本身的“清飲”的標準，茶館的茶，應該和茶藝館區別對待。她喝巖茶、普洱，玩精巧的宋瓷，其下女將們都略能撫琴，“是琴棋書畫詩酒茶的茶”。在傳統文人理念里，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潔瓷。跟“可居”“遙里”的精致相對照，交通茶館和觀音閣是茶的另一面。

“遙里”茶館

四川茶館的熱鬧、舒展，是茶在中國人生活中另一個維度的自由。“本身并不輕視它，也不重視它，唯有經別人發現后，就認為了不得了。”

本地作家朱曉劍喜歡漫游成都的小街小巷，去不張揚的小茶鋪喝茶。“生活和茶一樣，本來就是流動的。”“啖三花”是典型的成都生活。現在走進川渝兩地的茶館，會發現本地茶幾乎全面占領了茶館。蒙頂甘露、黃芽、碧潭飄雪和竹葉青不在話下，還有青城山、峨眉山、花楸山等等產區的綠茶，名氣雖不響亮，卻都被成都人喜歡，更有談不上是茶的檸檬、菊花、荷葉、苦蕎、蠟梅等等，用川西的花花草草做成的茶。在茶館喝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氛圍。“成都人并不想從喝茶里喝出一番高深的哲學，而是對喝茶本身有一種徹悟。”

茶在發源地之一的四川，自唐朝起產量大而質量高，到了明朝，茶已進入四川人的日常生活。根據一篇1942年的寫成都茶館的文章記述：“所談無非宇宙之廣，蒼蠅之微，由亞里士多德談到女人的曲線，從紐約的摩天大樓談到安樂寺。”這篇80年前的文章，對于“好逸惡勞”之類的泛泛指責發出了不平之聲，譏諷批評者們“帶著一副西崽相，來到大后方”，自辯“我輩吃閑茶，雖無大道成就，然亦不傷忠厚。未必不能從吃茶中悟出一番小道理。不賭博，不酗酒，不看戲，不嫖娼，吃一碗茶也是窮人最后一條路”。

這“最后一條路”的說法看似委屈，卻相當有殺傷力。社會進步到今天，成都的茶館保持了百多年前“十鋪一茶”的比例。即使勇敢地捍衛茶館文化，當時的四川人內心深處，對于茶館和坐茶館的生活方式依然缺乏堅定的信心。現在，對照中國傳統文化里很多精美絕倫的形式都已經消亡了，成都鬧哄哄的不講究的茶館反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

譚繼和是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至今，這位四川省社科學科帶頭人都把三人左右的小型學術會議放在社科院門口的茶樓里。天清氣爽時，他就和同事去不遠處的百花潭公園喝茶。百花潭公園里的茶座非常多，置身盆景園滿眼皆綠，在百鳥園又覺得鶯啼婉轉，臨水處撐起的陽傘，拱橋上的少女等待赴約的戀人，無論在哪里喝茶，所見俱是美好。除了本地學者，大量外來文人也對四川喝茶有美好的回憶。抗戰時《歷史研究》的主編黎澎在成都做編輯，專門去茶館寫文章。至今朱維錚教授還向人記述，復旦大學南遷重慶時，學生們因為宿舍條件簡陋，都喜歡去茶館做作業。

譚繼和的夫人祁和輝是中文系教授，上世紀70年代末編纂《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去金陵大學校長家做客，她說：“校長的愛人在小軒窗下為我們準備了上好的香片，他們的花茶沒有花，老校長說有花俗氣，我說，我們四川的蓋碗茶，茉莉花要浮起來的，用蓋子漂一下花瓣，動作很輕很美的。”對我回憶起這小小的爭辯，她說想起來很不好意思，卻有維護四川花茶的執著可愛。

90年代市中心的大慈寺庭院里的茶桌，每月15號自然地匯集一大幫文人組織文學沙龍，有作家、收藏家、編輯，本地人和外地人，隨便參加。藏書家彭雄所著的《茶館問學記》里，對茶館里的討論記述高達211次。大慈寺和文殊院的香客與茶客幾乎一樣多，茶費極低，是名副其實的都市禪林。

平等是成都茶館最大的特色。“銅壺冒著蒸汽，漆得光亮的桌上，放著花瓷茶碗，人們坐在竹椅上，茶房把繡花坐墊拍得松軟。乞丐拖著痛苦的腔調，人們的交談淹沒在悲傷的小曲中。”韓素音在她寫的傳教士家庭史中將成都的茶館描繪出市井的樣子。曾經茶館還有允許窮苦人喝剩茶的規矩，叫喝“加班茶”，后來雖然因為不衛生而取締，但寬容仍在。

茶館里的竹椅被茶客們經年累月躺成了最舒服的姿勢

在四川喝茶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川渝地區曾經依靠水運，行人周轉的河岸上總有茶鋪，擺幾把竹椅子喝茶，至今是川渝地區所有小鎮找茶館的不二法門。“河水香茶”是民國年間流傳下來的幌子，街沿、橋頭、廟前、廣場、樹蔭，茶館當街的地方大開門面，就是方便顧客進出和觀看街景，也招引街頭行人一窺茶館風光。1949年前市區內居民使用井水做飯洗漱，但飲用水卻依賴江水。熙熙攘攘的氛圍極具感染力。

開敞，是成都人喝茶的心理和生理雙重需求。竹椅大多能讓人舒服地打個盹。很多人研究竹椅的角度，如何符合人體工學，殊不知這都是經年累月茶客們最舒服姿勢的杰作。以最講究的薛濤井水沖泡頂級蒙山茶，價格卻極便宜，是長卷風情畫《老成都》里所描繪的公園里綠天茶社的實景。畫中的成都人除了穿衣打扮，那花樹之下的安閑恣意，和今日的成都完全一樣。除非需要打麻將，大部分茶館的營業場所，看上去都是室外可以占用的空間“壩壩”，在成都這個陰冷時間長的地區，“喝壩壩茶”在冬季出“烘烘太陽”的時候簡直是蔚為大觀。

這盛況延續至今仍讓外地人震撼。進入人民公園，穿花拂柳經過的一座橋也是由鶴鳴茶社修建的。正是因為占道經營，1938年，老板熊卓云挽救了幾近倒閉的鶴鳴，才名聲大噪。后來熊卓云將座位增加到了500個。今天在人民公園內，在鶴鳴找人還是一件困難事。

雖然茶是國飲，大江南北的城市鄉村都有茶館，但沒有一個城市像成都一樣，茶館變成了每一個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上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們的記述中，“平民化”是他們對成都茶館最大的感慨。作為讀書人，何滿子在其他城市沒有勇氣光顧太高級或太底層的茶館，在成都卻無憂無慮地把茶館當成了自己的辦公室。“警察與挑夫同座，隔壁是西裝革履的朋友。大學生做自修室，生意人做交易所。”黃裳在1931年路過廣元，因為客車中轉，在江邊茶館里喝茶一碗。“一個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邊茶座上，對面是一片遠山，真是相看兩不厭，令人有些悠然意遠。后來入川越深，到成都，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

公共空間

至今走到成都公園茶座之中，依然能聽到那種震得人從牙根麻到耳朵根的“釘鈴鈴鈴”的金屬夾子的聲音。地理學家G.哈巴德記述成都：“商人忙著趕路，到店鋪或到茶館里去見他們潛在的買主或賣主，小販們用特別的聲調、哨子、小鑼、響板招攬顧客。”現在遞熱臉帕、裝水煙這些項目已無存，算命的倒還留存。

走進成都的茶館，分貝得先提高幾個。“提‘綱’挈‘領’”，“80后”相聲演員賈曉荻脖子一揚，右手往右斜上方猛地一伸，袖子自動縮下去半寸，他的表情特別正經還帶點不耐煩，模仿著聲音最大的“老板”：“老子在打大哥大看到沒得。”茶館里說話聲音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雖然還不至于嘶吼，但是還真的是要不斷地喝茶潤潤喉嚨。我在鶴鳴茶社約相聲演員楊子聊“閑亭”茶館里他的三國段子，說得再熱鬧也得貼著對方說才聽得清楚。奇怪的是，周圍的人在說什么卻聽不真切。“豆花、涼粉涼面”在均衡的調子里，穿過層層聊天鉆入耳膜。

難怪老作家馬識途回憶道：“在四川，地下黨的許多接頭都是在茶館里進行的。鶴鳴茶社出來的老川菜館‘努力餐’也是地下黨活動的據點。那個時候茶館里都是小桌子，桌子后面是竹藤椅。我們說話的時候用的是隱語，接頭的能夠聽懂，外面人聽到也沒關系。茶館都不關心別人說什么，所以特務就容易被識別，因為特務非常關心茶館里都在說什么，看見有人偷偷摸摸東張西望，基本就是了。”

作為特有的公共空間，重慶的茶館現在不如成都發達。奇怪的是，對比半個世紀以前的數字和現當下的數字，成都的茶館不僅沒有減少、衰退，還越發興旺發達起來。表面上看茶館小本生意相當脆弱，實際上它們都是在艱苦條件下幸存成長的。

近100年成都涌入了大量的外來人口，成都的茶館，與歐洲的咖啡館、美國的酒吧一樣，承擔了非常多的共同功能。清澈的江水環抱成都，吳虞的日記中描述一家西城門外河畔的茶館，星期日據他觀察最少賣出七八百碗。河水和幽深的竹林是茶鋪最典型的景色，“天氣好時，尤其是躲警報的日子，茶館前后都擁擠不堪”。

1942年的《華西晚報》上一篇關于成都茶館的文章暢快淋漓，理直氣壯。當時正好是全中國的知識分子“發現”大西南的年代，茶館作為地域文化，首當其沖。成都的茶館自民國以降，在數量上遠遠高于任何一個中國城市，是城市經濟當中最重要的傳統地方商業形態。翻看晚清到民國的史料，關于茶館的規章不斷頒布修訂。

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承擔了非常多的社會角色。在當時本地官方文本里，茶館大多以被批評的形象出現。1945年，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以“易藏奸宄”為由要求取締川大學生宿舍道路兩旁的茶館酒館，然而并沒有用。一份茶館老板們抗議政府對茶館太苛刻的信中寫道，四川自古是產茶區，成都人愛喝茶是天性。西南聯大的聞一多發出感慨，喝茶是過日子的最低標準。關于海派和內地，中與西，新與舊，地方與國家，種種都可以牽扯，戰時關于茶館的爭論其實遠遠超過茶館本身。

今天茶館里最貴的當春頭芽蒙頂甘露，26元一杯。大多數茶只要十來塊錢。作家馬識途從抗戰時到后來都最喜歡來人民公園的“鶴鳴”和春熙路的“枕流”。“無論哪個檔次的茶館都有一個傳統特點，就是花費不多。”中午離開的人把茶碗扣上說一句“留到”，下午來還可以繼續喝。

在成都喝茶一旦碰上朋友，搶著付錢就成了必須的。“收小不收老，收富不收窮，收生不收熟”是堂倌們自然明白的人情。20世紀之前，關于四川茶的詩詞極多，茶館卻只集中體現在“竹枝詞”中。“竹枝詞”發源于四川民歌，到明清以降在成都極為發達，成為記述市井民俗風貌的“辛辣機巧”之作。

“文廟后街新茶館，四時花卉果清幽。”晚清知縣的記載中，一開始只賣茶的茶館和北方茶館的形式差不多，僅供解渴，“當街設桌，四方板凳”，“茶館”是常用詞。進入民國時代后，四川茶館開始極速發展繁榮，“茶鋪”和“茶社”是當時更普遍的說法。此后茶園提供戲劇娛樂，茶樓又有評書，但并不嚴格區分。

這里是一口茶就能融入的市井

女賓茶社如何興起，如何約在茶館旁邊的體育場打網球的現代生活，也可以從“竹枝詞”里找到佐證。1912年，因為沒有嚴格區分男女區域，悅來茶館以“破壞禮教”為由遭到軍政府關閉。“全城不知多少，一街總有一家。小的多半在鋪子里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祠堂內，或在什么公所內……”按1909年到1951年的成都茶館數量統計，茶館數量一直在500至800家之間。人口最多最繁華的上海有164家，同時期成都有600多家。根據1932年的《新新新聞》報道，辛亥革命之后成都茶館猛增至1000多家。詩人流沙河也印證過這個數字。

抗戰期間，外省文人將大部分逗留時間奉獻給了茶館。當時西南大后方物質條件簡陋，但是茶館卻給異鄉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張恨水寫大轟炸夜，在朋友家喝的沱茶，卻是色香味俱佳。即使幾個月不知肉味偶爾吃一頓好的，也得“趨小茶館，大呼沱茶來”。

當時西方人把成都的茶館寫作“tea-drinkingsaloons”，留學法國的吳稚暉也說成都的茶館趕上了巴黎的咖啡館。19世紀后半葉以來，自由勞動力的增長是城市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成都城市的繁榮，經由上世紀戰亂中起步，作為與城市同時發展出來的公共空間茶館，作用相當廣泛，能為大量離家的流動人口提供服務，成為人們的休息地。寫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的歷史學者王笛認為，成都的茶館，很像美國城市的酒吧。“20世紀里美國工人階級的酒吧文化經歷了一個長期、緩慢的死亡過程，但是茶館文化卻堅韌得多。”王笛論述。

“尤其郊外或之小茶館，僅有桌凳四五，而于屋檐下置臥軼兩排，頗視北平之雨來，仰視霧空，微風拂面，平林小谷，環繞四周，輒與其中，時得佳趣，八年抗戰生活，特是提筆大書者也。”成都茶館依然談不上豪華的裝修，張恨水對于成都茶館卻是敬佩與欣慕，能夠在戰爭期間依然保有一杯茶，時間的流淌竟然如此緩慢。“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夾壁，不怎么粗的柱子，不怎么亮的燈火，一切情調是那樣的古老。我們自覺早到晚都看到這里坐著有人，各人面前放一蓋碗茶，陶然自得無倦意。有時，茶館里坐得席無余地，好像一個很大的盛會。其實，各人也不過是對著那一碗蓋碗茶而已。”

近50年里，歷經日益強化的現代化進程，及來自于經濟、政治、文化多方的挑戰，今天茶館依然是成都市中心各大公園、文創基地，沿河居民過道上，鄉鎮菜地之間，丘陵果樹之下，農家小院之中最最值得品味的生活。上世紀50年代以后，成都的茶館也封閉過很長時間。朱德60年代到成都要喝蓋碗茶，批評了關閉茶館的不當。當時馬識途聽了這個消息十分興奮，但是“也不過興奮一下，茶館終究是不革命的標志”。80年代以后四川城鄉茶館再度興起，而且更加發達，馬識途很多年不進茶館，但到75歲以后，“終于免除了心為形役的苦惱，才悟出了無事樂的道理”，重歸茶館尋求快樂。

快樂本身從來沒有發生過變化。“散著出去，散著回來”是四川特有的脫口秀“散打”的精髓，也是四川茶館的衍生成果之一。《讓子彈飛》里張默吃涼粉的那一段，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四川故事。“到底是一碗還是兩碗？”整個故事是馬識途取材于茶館龍門陣里的《盜官記》，都是四川“散打”里天馬行空、不可以平常邏輯度量的敘事精髓。

“李伯清最厲害之處在于他的共享性。”在閑亭茶館，剛剛下臺的賈曉荻開始給我“擺”。“95后”的小任手執一副快板，邊給我的茶碗添水，邊隨著賈曉荻的娓娓道來打出節奏，賈曉荻本來只是聊天并不是表演，但每到抑、揚、頓、挫之處，小任那不疾不徐、恰到好處的“啪啦”一聲就特別提勁有味道。

閑亭茶館里喝著蓋碗茶，臺上哈哈曲藝社的年輕演員正在用四川方言說相聲

四川幽默里的“共享性”，與茶館的“開敞”有一脈相承的靈魂。走出閑亭茶館的大門，賈曉荻在門口鬼飲食攤檔上坐了下來，端起一碗白花花顫巍巍的蹄花湯。哈哈曲藝社以“80后”“90后”相聲演員為主體，目前駐扎三個茶館，除了相聲，也有評書。曲藝在今天的茶館里日趨沒落，相聲卻一枝獨秀地生存了下來。茶費只分48元和78元兩種，挨著桌子的價位略高一個檔位。在這個到處用收來的青磚砌起的高屋之間，不過八張方桌。賈曉荻最愛看臺下茶客“一根香煙裊裊升起”，帶著閑心有一搭沒一搭地哈哈樂。

“今天大家來到我們這個茶館尋歡作樂……”他抖了個包袱，“尋找歡笑，坐著圖一個樂。”與臺下觀眾互相調笑滿不在乎，笑話說得飄逸。他讓我想起沙汀寫的那個茶館里的男主人公“幺吵吵”：“這是那種精力充足，對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種毫不在意的態度的典型男性。他時常打起哈哈在茶館里自白道：‘老子這張嘴么，就這樣：說是要說的，吃也是要吃的；說夠了回去兩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喝茶時聽到的方言，把四川話的獨到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賈曉荻在廣播電臺用“牙尖”的腔調評點時事擺龍門陣，和“川話嘻哈”一樣都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四川的茶館孕育出多功能的作用，文化、經濟、政治于一體。扯亂彈和擺龍門陣都非得在茶館不可，馬識途寫茶館里的人可以發揮演講天才，聽人繪聲繪色描述各種故事。“普通人擺龍門陣就是坐著聊天，不熟悉的人也可以過來聽，可以來談，甚至可以給你講的事情里加一些東西，一件事情在茶館里傳來傳去就變得豐富了。這也是種民間創作，對生活的理解非常深刻，我從中取得了很多素材。”

尋找自在

劉海遙是個愛茶的現代派。“為什么壺嘴那么長？因為給黑老大倒茶不能偷聽，站在茶館灶邊，遠遠地、精準地把開水注入客人杯中，是茶博士不動聲色的功夫。”劉海遙是十足的茶空間老板娘的做派。在茶家十職學習過，也涉獵過日本茶道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小路家的茶道課，越學越覺得自己骨子里的茶并不是這么回事。“日本茶道中的儀軌并不是為了舒適，什么時候稱贊茶碗，怎么轉動，正因為被嚴格束縛，因此我更知道自己鐘愛的是什么。”她有一個茶室里有嚴格的和式茶屋，按照儀軌布置成“草庵”風格，低矮的茶室入口只能爬進去，連通后面的小水房也沒有絲毫馬虎。

但在人們常來常往的自家茶室進門的地方，劉海遙壘了一個巨大的火塘，周圍一圈8個扶手椅，誰來了都自自然然地落座，當中的老銅壺煮著黃茶，角落銀壺里溫著凈水，解渴之后，再用白瓷蓋碗泡上今年的甘露。這不溫不火的熱度在南方的春天室內顯得如此溫和，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不覺得拘泥和尷尬。

劉海遙的祖父曾在重慶北碚開過一個茶館，當時是開明有趣的紳士辦的茶館，吸引的是年輕知識分子和女眷，清談的風氣一直保存下來。“早年間父母支援三線建設，我們從重慶到了貴州。冬天陰寒無比，我父親動手，將五層樓的樓頂捅出了一個大窟窿，自己在家里壘起了一個火塘，那炭火上永遠咕嘟著開水，烤著橘子，那溫度和烤橘子的香味就在我的記憶里。”

茶室里的修竹和火塘，是劉海遙心里的茶之境

茶館是市民的自由世界。一個小巷里的茶鋪一定是巷子的社會中心。茶館里不僅有吃喝玩樂，甚至有人理發、修指甲。茶館生活不僅容納了普通民眾的個人行為，也為社會組織服務。上世紀80年代最時尚的成都茶館里，老板們會特意安一部自己的電話座機在固定位置上，有些人甚至安兩部，將茶館用作辦公地。

在開敞的公共空間里維系獨有的社交氛圍，而在絕對的公共空間，茶館始終保持著微妙的距離和平衡。自古代就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統，成都平原因此農業高度發展，以散居模式生活。吃了辛辣，再去茶館，“飯吃得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

直到今天，成都市民的上班時間都不固定。一到出太陽的時節，辦公室里空無一人。喝茶的時間是開放的，茶館里的文化社群早在民國初年便形成了風氣。岷江大學集資修建校舍的游藝會就在悅來茶園舉行，中國紅十字會籌建也被政府允許免費使用兩個月的萬春茶園。鶴鳴茶社也是川內大學教師的招聘場，每年陰歷六月和臘月，各個學校的校長就去鶴鳴面試新教員、續聘書。

成都戰時是知識分子的大后方，競爭激烈，幾十年下來有“六臘之戰”的傳統。很多年后，王笛在學術會議上偶然遇見了一位瑞典教授，談起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成都的錄音：“城市里的大學生怕遇見老師，都去春熙路。馬悅然1949年在春熙路茶樓錄音采訪：我現在要問一個顧客為什么到這兒來，多久來一次：‘請問先生，你天天到這里來？’‘我是一個學生，我們同學有時在星期天來……’”不過現在開到晚上的茶館只有有表演的才有客人了。

大慈寺位于鬧市中心，是名副其實的都市禪林

川渝地區如今仍把解決問題的地方選在茶館。大慈寺旁的“大慈雅韻”茶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前不久因為周圍鄰居反映商鋪噪聲問題，大家一起到茶館里來講道理。按照美國學者施堅雅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對成都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的論述，茶館在成都提供了和酒館、飯館一樣的基本設施，因此成了哥老會的聚集地。

而“吃講茶”這類解決糾紛的行為中，茶館成為“公口”，堂倌加入“袍哥”。根據劉振堯所寫的關于安瀾茶館的回憶，過去袍哥在安樂寺茶社走私黃金、白銀、美元、香煙等，在正娛花園及白玫瑰、紫羅蘭等茶館進行金條交易，槍支、彈藥、鴉片走私則在品香、槐蔭、宜園、魏家祠、葛園等茶館進行。“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

現在再找“茶碗陣”已經絕跡。民國時期，四川最常見的銅茶船，經由堂倌“堂朗朗朗”往桌子上一扔的聲音，就是暗號之一。蜀相崔寧的女兒首先發明了茶托，也就是蓋碗之下的小碟子，與如今日本、中國臺灣茶道中所使用的茶船完全一樣。我看到京都大德寺里的和尚喝茶的畫，用的正是如今四川常見的蓋碗。以前我發現用蓋碗時，碗總在蓋中滑，水加滿又太重，后來發現四川的蓋碗普遍小、輕、薄，投茶量也就是5克左右。前幾天看到有攝影家在商業地產太古里拍照，因為沒有“走流程”遭到了拒絕，進入大慈寺卻被方丈贈送了一杯蓋碗茶。忙碌急躁的人，大概無法體會這一杯成都蓋碗茶的美妙。

熱愛曲藝的賈曉荻建議我下午2點去“大慈雅韻”喝杯茶，“那里的曲藝是活著的”。市中心最繁華的“太古里”邊上，居然有這么一個居民社區似的小門臉。不大的空地上擺著幾十把椅子，8元一杯蓋碗三花。清音，揚琴，非表演性質的川劇，這些傳承人水平的表演完全免費。臺上那一人分飾多角的年輕川劇演員極為投入，臺下是聽眾們簡樸的著裝，輕松的姿態，而面前那碗色澤越泡越深的茶，的的確確成了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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