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時間:2022-12-16 18: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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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游牧帝國—蒙古帝國—的締造者,成吉思汗不僅被蒙古人視為本民族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圣主,而且還長期受到中亞許多突厥系民族的尊崇。這種對成吉思汗的崇拜表現在14世紀以后中亞政治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多個方面,并在社會上形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考察中亞突厥系民族對成吉思汗的崇拜并探討這一信念持久不衰的原因,對我們理解“后蒙古時代”中亞地區的民族歷史、文化不無價值。本文使用的“突厥系民族”在概念上對應于語言學界所用的“操突厥語的各族”(Turkic-speakingethnicgroups),具體指那些原操突厥語和14世紀以后突厥化的民族。這二者共同為今天中亞突厥系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政治意味的崇拜
歷史上,在蒙古人中長期存在著“只有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后裔才能受到天命護佑以統治天下”的理念,所以也惟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才有資格稱“汗”。自17世紀起,雖然西蒙古人中出過幾位稱汗的首領,但據研究,他們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認可,是因其血統和成吉思汗家族有關。
對具有成吉思汗血統的重視也見于突厥人中。首先應該提起的是帖木兒,他出自河中地區突厥化的蒙古八魯剌思(Barlas)部,自14世紀70年代起率部先后遠征欽察汗國、波斯、印度等地,創建了輝煌一時的帖木兒帝國。早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社會就將“女婿”看作一定程度上的女方家庭成員。
原本與成吉思汗家族并無瓜葛的帖木兒為使自己的統治取得合法性,于1397年娶察合臺系汗黑的兒火者之女,以此進入成吉思汗大家族中。由于帖木兒畢竟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男性后裔,故終其一生也僅是采用比汗低一級的頭銜“埃米爾”(amir),但為表明其是成吉思汗家族一員的身份,特地在對外交往中使用了“古列堅”(女婿)的“頭銜”。在其子沙哈魯送與明朝的波斯語國書中,對帖木兒所加的稱號“駙馬”
為了表達這層政治含義。曾訪問其帝國的西班牙使者即在行記中稱帖木兒出自察合臺一族。沙哈魯即位后,也向欽察汗國提出過聯姻的要求,這也是重視成吉思汗血統的表現。
帖木兒帝國對蒙古大汗血統的尊崇還清楚地表現在帖木兒石棺上刻的墓志中。該墓志強調帖木兒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之子合出里之后,并稱他與成吉思汗一系有共同的祖先;墓志還借鑒成吉思汗祖上阿蘭豁阿感光而孕的傳說,偽稱帖木兒之母也是承受了天光才生下他。
但伊兒汗國大臣拉施特早已強調屯必乃汗之子合不勒汗到成吉思汗這一系的正統性,而把合出里一系的后裔八魯剌思部等都稱為成吉思汗的奴隸。這一說法顯然不利于帖木兒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威,加上當時的史家明確宣稱,只有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才有權稱可汗和蘇丹,故帖木兒朝中的史家牙孜迪,在帖木兒傳記的序中稱合不勒曾做了兩個夢,他將夢的內容告訴了其父屯必乃汗。
屯必乃汗解釋說,第一個夢預示合不勒的四世孫將成為大汗而征服世界,第二個夢則預示合出里的八世孫也將君臨天下(這實際上分別暗指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因此合不勒和合出里兄弟倆約定汗位由前者一系繼承,軍政大權則交給后者的子孫。
由此可見,帖木兒的御用文人不得不煞費苦心地編造神話,以維護其主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對成吉思汗血統的尊重還體現在帖木兒王朝的宮廷禮儀中。在柏林國立圖書館收藏的一幅朝覲圖中,君主右側表示尊貴的位置是四位成吉思汗系王子的座位,表示卑微的左側則站立著高官們。
帖木兒王朝對成吉思汗崇敬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對所謂的成吉思汗的札撒(jasaq,法令)或圖拉(tura,規則)的遵從。伊本阿拉布沙赫稱帖木兒“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甚于伊斯蘭法”,“(帖木兒)政府的基本原則被安排成完全適合成吉思汗法令的樣子”。
當時,中亞地區“全部察合臺人、草原居民、契丹人和突厥居民,所有這些應受安拉譴責的異教徒們都遵守成吉思汗法令”。這反映了中亞地區的人們對成吉思汗的尊敬,把他制定的法規看作金科玉律。帖木兒要想取得廣泛的擁護,當然有必要通過遵守這一法規來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
當時的情況如同以突厥人自居的帖木兒五世孫巴布爾(Bāber,又譯“巴卑爾”)所記述的:“從前,我們的祖先忠實地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無論在宗王集會,還是在喜慶宴會上,吃、坐、立都不違反他的規則。成吉思汗的法規雖非[老天]的法令,[但]必須遵守,不可違反。”在帖木兒帝國,直到沙哈魯統治時期,伊斯蘭教法才凌駕于成吉思汗法規之上。然而后者的影響一直存在。巴布爾時代的業已突厥化的蒙兀兒人仍一絲不茍地恪守成吉思汗的規則。
在巴布爾建立的莫臥兒王朝中,成吉思汗法規依然是規范人們特別是皇室成員行為的準繩。《胡馬雍傳》中記載,在一次狩獵后,辛達爾王子“按照成吉思汗的規則”,將所獲獵物分贈于兄長胡馬雍;其后代賈汗基爾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的規則”,將俘虜置于其左側。在場獵人共同分享獵物的習俗在成吉思汗以前的時代就頗流行。《元朝秘史》載,兀良合臺人在林中燒烤所獵鹿肉時,恰逢也正在打獵的朵奔蔑兒干,后者即從兀良合臺人那里得到了“燒肉”。由此可見,不少“成吉思汗的th規則”并非成吉思汗所創,而更應從蒙古-突厥
游牧文化中尋找。俘虜被置于左側顯然與前述的左方位卑觀念一致。該習俗的確立也不始自成吉思汗。在古老的突厥史詩《烏古斯汗》中,借烏古斯汗之口說出了右手地位高于左手的話。“以右為尊”在巴布爾的記述中也有反映:察剌思部和別乞克部為了右翼的位置產生爭持,后通過協商,確定雙方各在圍獵和戰斗時占據高位才算解決了糾紛。尚右之習可從突厥人的方位觀中求解。
自古突厥汗國時起,突厥人就形成了以東為基準、面東而立的方位觀,由此產生以南-右為正、北-左為負的觀念。這方位詞的感情色彩仍保留在哈薩克語中,哈語表示“右”的詞還有“正面,正確的”等義。該習俗在突厥世界中早已流行,只是后人又將其記于成吉思汗的名下以提高權威性,并一直延續到突厥化的莫臥兒王朝中。這些古老的舊俗借成吉思汗之名長盛不衰的事實恰好凸顯了突厥人對成吉思汗的尊敬。
與帖木兒的平民血統不同,繼之興起的月即別王朝(布哈拉汗國)的建立者昔班尼則是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的直系后裔。因此,雖然月即別人早已突厥化,但憑著成吉思汗家族血統的優越感,他們才蔑視帖木兒的出身。在他們的史書《汗史》中,帖木兒的父親被描寫成一名為察合臺汗服務的倉庫主管,其名字也被與突厥語動詞tari-(耕種)聯系起來,以從游牧民歧視農民的角度來貶低其出身。
月即別人的統治因其與成吉思汗家族的聯系而被“自然”賦予了合法性。不過隨著他們的伊斯蘭化,月即別人有時不得不從堅守成吉思汗法令的立場上稍作變通,以迎合伊斯蘭教法。典型的例證是《布哈拉賓客之書》所載的一場發生在昔班尼汗和伊斯蘭神學家之間的圍繞繼承權的爭執:雙方各從札撒和遜尼派教義的立場展開辯論,最后昔班尼做了妥協。有時對成吉思汗的尊重也可與伊斯蘭信仰相統一。
和卓是中亞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多被認為系伊斯蘭教創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可是據《大霍加傳》記載,一位和卓卻對世俗王說:“我身上有三種獨特之處:一是穆圣的后裔;二是王子;我的母親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見,即使自詡血統高貴的圣裔也感到有必要利用成吉思汗的巨大名望來贏得尊敬。今中國新疆的大部分地區,在14世紀到17世紀后期先后經歷了突厥化的東察合臺汗國和葉爾羌汗國的統治,這兩個汗國的創建者均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之后。
葉爾羌汗國的史家專門編寫了《成吉思汗書》來宣揚其歷史的成吉思汗家族譜系內容照抄于前述牙孜迪的作品,并將《舊約圣經》中的人類譜系說與突厥人共有的烏古斯汗傳說及蒙古人特有的阿蘭豁阿神話整合為一體,且精心做了次序上的編排:諾亞(又譯“挪亞”)之子雅弗的兒子突厥為所有突厥-蒙古人的共同祖先;至其六世時,家族分為塔塔兒和蒙兀兒兩支;后者之孫即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傳說人物烏古斯汗;而烏古斯汗的第九代后人又是蒙古人的女祖先阿蘭豁阿,其后世子孫即成吉思汗。
上述編排使原先并無關聯的烏古斯汗傳說和阿蘭豁阿神話在譜系上聯結起來,從而將成吉思汗的血統延伸到中亞突厥人傳說中的共同祖先烏古斯汗那里。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蒙兀兒說成是烏古斯汗的祖輩,更有在突厥-蒙古同源說流行的背景下褒揚“蒙古”名稱古老性的用意。看來成吉思汗的后人雖然皈依了伊斯蘭教并在文化、語言上日益突厥化,但不僅沒有忘記他們這位建立了“世界帝國”的祖先,還盡力使新輸入的觀念和本族舊有的傳說相接軌,將蒙古人和突厥人聯成一體。
這種以成吉思汗為核心的“蒙兀兒人正統論”,在后來拜城人毛拉穆薩寫于1909年的《伊米德史》里仍有反映。毛拉穆薩稱成吉思汗的子孫在蒙兀兒斯坦的統治持續到回歷1120年。但書中又說“在突厥斯坦、服從了俄國的欽察草原大兀魯思、服從了清朝皇帝的卡爾梅克人中的那些汗及繼承了王位的埃米爾們據說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
更有意思的是他關于明、清交替的記述:“終于蒙兀兒人和塔塔兒人商量好了,一起進軍占領了北京。來自滿洲部族的蒙兀兒人的名叫‘太宗順治’的子孫戴上了王冠,坐在了統治北京的寶座上”。這一記載雖非史實,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受“蒙兀兒人正統論”影響的穆斯林慣于將中國封建王朝君主與成吉思汗相聯系的政治思維。
二、民族共同感
以上列舉的資料主要揭示中亞突厥系民族上層人士具有明顯政治意味的對成吉思汗的崇拜。其實,中亞突厥系民族普通民眾對成吉思汗的敬重也是頗深的。15世紀后期,在蒙兀兒斯坦西部曾聚集了不少從布哈拉汗國分離出來的游牧人,他們被稱為“哈薩克”(qazaq,源于突厥語動詞qaz-,意為流浪),以后又融合了若干仍保持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和突厥化的蒙古部落,最終形成了與逐步定居化的烏孜別克族人不同的民族。
因此哈薩克族人在起源上與術赤兀魯思也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哈薩克貴族在血緣上也屬于成吉思汗后裔。《巴布爾回憶錄》中提到過兩位哈薩克首領阿迪克蘇丹和哈斯木汗,并明言他們是術赤的后人。可以肯定,他們之所以享有上述頭銜,即在于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15世紀末到16世紀,哈薩克
汗國的統治者聲稱自己為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以此來震懾敵人。吉爾吉斯人的統治者因為不像哈薩克人那樣可以將自己的血統追溯到成吉思汗身上,而被哈薩克人稱為黑吉爾吉斯人。
這是由于在中亞突厥系的顏色觀念中,白色與王族、高貴、富有等對應,而黑色則代指平民、窮人等。至于成吉思汗在當今哈薩克人中的地位,美國學者杜磊的一篇文章頗有參考價值。杜磊認識了一個定居土耳其的來自新疆的哈薩克人,當他詢問這位哈薩克人如何保持民族認同時,此人回答:“我們是哈薩克游牧人的偉大首領成吉思汗的后代(你知道,他是哈薩克人,不是蒙古人),我們知道我們的整個譜系,這是每個哈薩克人需要記住的首件事。”
該個案清楚地證明了至少一部分哈薩克人借助族譜保持了對成吉思汗的祖先認同,而當這種蘊涵歷史根源的祖先認同在表面上與常識相沖突時,他們通過強調“他是哈薩克人,不是蒙古人”來強化這一認同的古老性和排他性。能夠證明成吉思汗以光輝的形象一直活在許多突厥系民族心目中的還有民間文學材料。
在源自術赤兀魯思的各突厥系民族中都流傳著一部用本族語言記錄的名為《成吉思汗書》的民間史書,目前已知它見于喀山韃靼人、克里米亞韃靼人、烏茲別克人、巴什基爾人和哈薩克人中間。在各民族中流傳的該故事內容基本相同,從中難以看到后起的伊斯蘭因素。
該故事情節與《烏古斯汗傳》和《蒙古秘史》均有不少一致之處,雖然尚不能確定這個故事就是早佚的蒙古文獻《金冊》的部分內容,或只是一個內容取自突厥系民族始祖神話的獨立傳說,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其系未被后人篡改過的術赤家族史。該故事的基本情節如下:過去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被其父母關在一座高塔里。一天,看守應她的要求打開了窗戶,一束光線照于其身使她頓時昏厥。
她醒后發覺自己有了身孕。其雙親十分惱火,把她關在一只船里任其漂流。結果圖木蔑爾干發現了她并與其成婚。后來她因感光而孕的孩子都因伯顏出生了。他長大后娶了阿蘭豁阿,并生了三子,但均不成器,以致都因伯顏宣布他們無權即位。都因伯顏死后仍在夜間以光的形式拜訪其妻,再以狼的形體離開,這樣阿蘭豁阿又懷孕了,并因此遭到其子的譴責。她只得請他們偷偷地觀察一切。
他們看到一束亮光射入其母的帳篷,后又以蒼狼的面目離開并高喊著“成吉思”。后來,成吉思出生了。成吉思長大后甚得眾人愛戴,但遭到其兄長的嫉恨。迫于危險,成吉思沿河上溯隱居起來,他通過漂流獵得的鳥羽將隱居位置告訴其母。以后人們趕走了他的惡兄長,將成吉思找回來并立他為汗。成吉思汗井井有條地治理人民,把大家分為十二個部族,并授以相應的印記、口令等。
有研究者指出,成吉思汗劃分部族并確定其各自標志物的情節仿自《烏古斯汗傳》。顯然術赤家族的目的是把成吉思汗塑造成烏古斯汗那樣的各草原民族的共同祖先,以整合其兀魯思下的各族,用“成吉思汗祖先認同”取代原先突厥系各族中流行的“烏古斯汗祖先認同”。
從以后不少突厥系民族均流傳著《成吉思汗書》的故事而《烏古斯汗傳》在草原卻不甚流行的情況來看,這一目的當已達到。拉德洛夫于19世紀收集到的一個哈薩克人講述其來源的故事即基本上取自《成吉思汗書》,惟在結尾處稍有變化。故事說成吉思成為大汗后,他善于治國的名聲傳到了周邊。結果魯木、哈里發、克里木都派人來覲見他,請求成吉思汗讓他的一個兒子作為他們的君主。
故當羅斯人(Russ)來時,就只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一個女兒作為其統治者。最可憐的是哈薩克人,他們只得接受成吉思汗的惡兄弟充當其首領。故事的這一結局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普通哈薩克人的君主觀。他們認為,當時的幾個大國即魯木(奧斯曼帝國)及其藩屬克里木韃靼汗國和俄國的君主均系成吉思汗之后。
事實上僅有克里木韃靼汗國的君主是欽察汗國君主的后裔,因此在奧斯曼帝國看來,它憑著成吉思汗家族的優越血統而具有特殊地位。羅斯人出現于此是緣于其長期以來被突厥人視作同族,這在《烏古斯汗傳》中即有反映,而且馬木魯克突厥人也把羅斯人看作突厥人。
至于說羅斯君王是成吉思汗之女,疑與當時流行的俄國沙皇均為女性的傳說有關。如斌椿的《西域聞見錄》卷四載:“自鄂羅斯之察罕汗沒,無子。國人立其女為汗。嗣后皆傳女,迄今已七世矣。”成吉思汗還出現在哈薩克薩滿的唱詞中:“成吉思汗,圣人啊,立于紅山之巔。”據此也可看出哈薩克族民間對成吉思汗的崇拜。
此外,關于成吉思汗的神話還在其他突厥系民族中流傳。唐努烏梁海的操突厥語的圖瓦人把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把一切好事都歸功于他,說他教當地人種植小麥和興修水利,還說當成吉思汗死后,圖瓦人就被劃歸其第三子格斯爾汗統治。后者實際是藏族史詩中的格薩爾王的蒙古名稱。
在圖瓦人眼中,這么偉大的英雄都只是成吉思汗的兒子,則其對成吉思汗的崇拜可見一斑。成吉思汗的形象還圖瓦人進一步神化成一個名為格斯爾成吉斌椿:《西域聞見錄》載吳堅主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思喀伊爾的創世者,他在洪水后重新塑造了世界。類似的對成吉思汗的神化在西伯利亞雅庫特突厥人中也存在。雅庫特語的成吉思汗系指一位殘酷的神靈,這被認為是受蒙古統治的影響。
三、崇拜成吉思汗的原因
以上整理了突厥系民族對成吉思汗崇拜的材料,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崇拜在中亞突厥人中是一種超民族、超語言、超宗教的廣泛存在的心理認同,它覆蓋了政治領域和民俗文化的各個層面。下面嘗試對這一情況長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釋。
從歷史背景上看,14世紀以后,在中亞逐漸形成的突厥系民族中有不少都肇始于成吉思汗子孫所建立的汗國,如哈薩克人和烏孜別克人均源自欽察汗國,類似的還有韃靼人,諾蓋人等。
這恰如學者指出的,在后蒙古時期的草原上,操突厥語的部族經常是由一個原先操蒙古語的部落為核心,而后各個操突厥語的部落又加入進來。既然這些民族的形成與蒙古帝國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再加上成吉思汗獨具的魅力,那么對成吉思汗的崇拜自然容易作為一種具有維系民族作用的歷史記憶而保留下來,這正如社會學家所說的:“魅力(Charisma)有時會成為一種‘血緣品質’”,“與一個家族共同體和宗族結合在一起”。
這一解釋適用的典型例子就是哈薩克人借助族譜認定成吉思汗是其祖先,眾多統治者均憑自己擁有成吉思汗血統為其統治贏得合法化也可歸入此類。不過,上述模式還不能很好地解釋那些血緣上屬于非成吉思汗系的突厥人也很尊崇成吉思汗(包括對他制定的法規)的情況。
借鑒人類學的觀察視角,可以說有兩點與本問題密切相關。
一是許多游牧民族都有“譜系失憶”現象,這被歸結為游牧社會中易于出現的譜系融合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經歷了蒙古征服的時代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出現了一種虛擬的“同源論”將二者在血統上聯為一體。目前研究者一般把該“同源論”(實際上是視蒙古人為突厥的一支)追溯到前述14世紀初成書的《史集》中,以強調《史集》對后世的影響。
但這一提法猶有可議之處,在成書于10世紀的波斯文地理文獻《世界境域志》中就明確提到,“在突厥諸國中,九姓烏古斯最大”及“韃靼人也是九姓烏古斯人的一種”。編于11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也把實際上與突厥無關的韃靼、黨項等劃入突厥范疇,說他們都是先知諾亞之孫雅弗之子突厥的后代。
這大約是此類觀點在突厥語作家文獻中較早的反映,以后這種將許多民族均歸入突厥人的分類法遂長期延續下來,如成書于蒙古西征前夕的穆巴拉克沙的《歷史》中就將韃靼人、吐蕃人、羅斯人等歸入突厥人。因此,我們對《烏古斯汗》中稱羅斯人為突厥人、《史集》中稱黨項人為突厥人的說法就不感突然了。
就本文而言,上述文獻把韃靼人劃為突厥人的說法是很重要的,因為蒙古崛起之后,當時包括中亞的外部世界均使用“韃靼人”來指代蒙古人。故對中亞突厥人而言,蒙古人絕非與其全然無關的群體,所以欽察突厥人才會相信蒙古人的說辭“我們和你們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放棄援助阿蘭人。
因此,在《史集》問世之前,將蒙古人看作廣義的突厥人的觀念即已形成,而且隨著該觀念的傳播以及蒙古上層后來的突厥化,產生了所謂“譜系融會”的結果,使突厥、蒙古兩大群體的自我認同邊界都發生向對方傾斜的變化。這一過程有助于先前在蒙古征服時代處于服從群體的突厥人在失去若干“原有記憶”的基礎上對成吉思汗產生認同感。
這與本文前面分析的術赤家族通過有意仿造《烏古斯汗傳》來撰寫家史的背后動機是一致的。此種新的認同有時還因得到蒙古一方的回應而表現為一種積極的互動行為。一位土爾扈特使臣于1717年曾告訴土耳其官員,俄國方面要求阿玉奇汗攻擊突厥系的巴什基爾人(Bashkir,原文作Ishtek,這是哈薩克人等對巴什基爾人的稱呼),遭到后者的拒絕:“你們已經謀害了巴什基爾蘇丹,那么他們和你們就結下血仇。我不會阻止他們,我們之間是一致的,因為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源于同一氏族。”該使臣還敘說了阿玉奇汗援助巴什基爾人擊退俄國進犯的事。
二是在人類不同文化的接觸中,往往會產生一種“相對高等的人到蠻荒之地后被土著尊為神明或領袖”的現象,較典型的就是中國古籍《史記》稱吳國王室是南遷的周人太伯之后。
但這并不等于說太伯南遷即為史實,而是春秋時期吳國統治者創造出的一種新的集體記憶,目的在于為自己的“華夏化”鋪平道路。這一視角對我們分析圖瓦人和雅庫特人對成吉思汗的崇拜頗有借鑒意義:客觀的周邊社會環境決定了他們主動接納處于強勢地位的蒙古文化的必然性。
可是由于其社會發展程度偏低,長期處于“前國家”的部落階段,而且國家權力對其社會的滲入程度又很有限,導致成吉思汗偉大君主的形象在他們那里難以扎根,而處于這一發展階段的民族較崇拜的對象主要是給本民族帶來重大發明的“文化英雄”或起到創世作用的神靈。這樣,我們對發生在成吉思汗身上的這種形象轉化就容易理解了。
總結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成吉思汗留在突厥系各民族記憶中的形象不僅是一位天才的統帥,還是國家及札撒等法規的制定者,這與突厥人對圣主的歷史記憶是相合的。早在古突厥汗國的碑文中即透露出對能夠建立國家和法規的可汗的贊頌。
同時像《成吉思汗書》這樣的史書又進一步把成吉思汗塑造成“感光而生”的神人來傳遞其受天命庇佑而統治天下的寓意,并通過口頭文學的傳承愈發加深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神化形象。所以從更深的層次上看,成吉思汗的形象是非常符合突厥人的傳統君主觀的,因此才可能長期得到他們的尊敬。
參考文獻:《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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