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黃金價格(1997年的黃金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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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誒，你們知道曹家渡碼頭的那場黃金失竊案嗎？”

上海一所監獄內，一個因犯事被關進監獄的老警察無意間同正在閑聊的獄友，提起了十幾年前的一場黃金大劫案。

“我被關進來前，有個什么上級派來的專案組正在調查這件事，還把上海的老警察都詢問了個遍，要是誰能提供線索，別說減刑了，估計還能立個大功呢。”這個老警察隨口說的一段話，在獄中逐漸傳播開來，傳到最后，這段話甚至變了味，說是這名被關進來的老警察不是犯了事，而是中央派來的，為了揪出獄中偷黃金的人，還說要是誰能提供線索，就能放他出去。

這樣一來，獄中的人紛紛猜測誰是犯罪嫌疑人，就在這段話被傳開的第二天，犯人馮某陷入了糾結當中，他在猶豫。沒過多久，調查組趕往了這所監獄，犯人馮某揭發自己一位名叫吉家貴的表哥，可能正是十幾年前那場黃金搶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這場黃金搶劫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為何過了十幾年還在追查？

一、黃包車上搶黃金

1931年，上海曹家渡碼頭附近，一輛黃包車載著一位昏昏欲睡的乘客緩慢地向前走著，不知是車夫的力氣太小，還是已是深夜，車夫太過于疲憊了，在上一個大坡時，車夫很是吃力。

見車夫實在是上不去這個坡，車上的乘客欲下車幫忙推一把，這時，車后面來了兩個推車人，見此情形，乘客又安穩坐了回去，準備在路上小憩一會。

意外卻發生了，推車人竟拿出了一個毛巾緊緊捂住了乘客的口鼻，乘客掙扎了片刻，就昏厥了過去，顯然，毛巾上被撒了迷藥。

見乘客不再掙扎，黃包車車夫竟上前和推車人交談了起來，他們竟是一伙的。很快，在黃包車車夫的指使下，推車人打開了乘客隨身攜帶的大箱子，“這個箱子里肯定有東西，剛才他上車時我剛想上前幫他拎，他反應很強烈，肯定少不了值錢的玩意兒。”黃包車車夫丑惡的嘴臉在此刻完全暴露。

兩位推車人打開箱子后，在箱子內一通亂翻，這時，一個被放在最下面的一個銅盒掉了出來，黃包車車夫一個快步上前，將銅盒撿了起來，“好家伙，哥幾個，這些夠我們花一輩子了吧。”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后，黃包車車夫和推車人立馬就離開了。第二天，等到迷藥藥勁過去后，乘客才慢慢睜開了眼，隨后，他便發現自己遇到了搶劫犯。

黃包車車夫就是開頭提到的吉家貴，他曾伙同其他人偷走銅盒放著的120兩黃金。

當時的吉家貴是個整天無所事事的混混，每天都和一群臭味相投、不干正事的街頭混混打交道，還和兩個名叫阿古和阿克的兩個混混拜了把子，整天喊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突然有一天，吉家貴弄來了一輛黃包車，找到阿古和阿克，說要帶他們兩個發財。當時，看見拉著黃包車的吉家貴，阿古和阿克只是以為吉家貴新鮮感上頭，想要拉黃包車玩玩，沒想到，吉家貴發財的方式不是靠拉車。

吉家貴拉的黃包車是從開頭提到的犯人馮某家里借的，這輛黃包車已經有些年頭，能夠拉人已經不錯了，而吉家貴還車時卻還了一輛新的黃包車，之后，吉家貴就再也沒和馮家聯系過。

據犯人馮某交代，吉家貴從那之后不知道從哪弄了一筆錢，開了一家店，做起了生意，還越做越大，可是，一向無所事事的吉家貴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賺那么一大筆錢，能夠開一家店。在這其中肯定有蹊蹺，因此，在馮某聽說曹家渡碼頭的那起黃金搶劫案時，他就想到了吉家貴。

根據犯人馮某提供的線索，調查組當即前往吉家貴家里，將吉家貴家里和名下的商鋪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最終，搜查人員在吉家貴的家里找到了一個上了年頭的銅盒子。

在調查組的質問下，吉家貴始終不愿開口說這個破銅盒的用處，事出反常必有妖，調查組當即將銅盒收繳，押走了吉家貴。不久后，這個銅盒被當年造這個銅盒的老鐵匠確認，這個銅盒就是當年用來裝黃金的盒子。

鐵證面前，吉家貴將自己的犯罪過程全部交代，一并供述的還有當年的同伙以及黃金的去向。

在吉家貴的供述下，調查組連夜抓捕了阿古，沒收了用黃金打造的所有首飾，另一個犯罪嫌疑人阿克，早年參軍抗日犧牲了，其父母還主動將當年兒子交給他們的兩根黃金上交。

那么，這120兩黃金從何而來，又有何用？為何在19年后，中央仍在追查。

二、“快”字七筆運黃金

實際上，這120兩黃金是當時蘇區撥給上海黨組織的一筆經費，這筆經費對于當時慘遭滅頂之災的上海黨組織來說格外重要。

1931年，一場我黨歷史上最慘重的叛變：顧順章（中央特科高級領導人）公然背叛黨組織，無數名地下工作者因此被捕，在這種情形下，上海的黨組織急需一筆錢，一方面來打通關系營救被捕人員，另一方面用來買藥和維持生活。

可是，當時的蘇區也面臨著同樣艱難的局面，國民黨的封鎖，十萬紅軍的生計，根本沒有錢能夠援助上海。最后，在眾人的幫助和群眾的捐贈下，蘇區終于東拼西湊到了一些黃金，并找人做成了12根金條。

可以這么說，這12根金條是上海同志等著救命的錢，時不我待，必須馬上想辦法送到上海。怎么送？如何從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運送這12根金條，成了大難題。

當時，從蘇區到上海這一路共有七個地下交通員，要想保證不再任一環節出錯，這七個環節必須萬無一失，時任蘇區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的林伯渠想到了一個辦法，“保密＋信物”，他找到了一個心靈手巧的木匠，請木匠做了一個與象棋沒多大差別的印章，上面刻著一個“快”字，在做好之后，他提出了一個令木匠感到詫異的要求，把這個“快”切成七塊，要求按照字的筆畫來切。

盡管木匠不理解林伯渠的想法，但是，木匠知道他這樣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很快，木匠便制作完畢。

在拿到這七塊木塊后，林伯渠就將其作為信物分別寄到了七位地下交通員的手中，為了保證黃金的安全，與這七塊信物同時到達地下交通員手中的還有七個鑰匙和七個與鑰匙不配套的鎖。

對于這次的黃金運輸來說，這七個交通員也無權知道自己運送的是什么，更無權打開箱子查看，他們只有一個權力，自己安排運送銅盒子的方法。但是，他們只能且必須保證完成這項任務。

此外，林伯渠還要求這七位地下交通員在確定互相的身份后，還要確認對方手中的信物，并且在鑰匙能夠打開接頭人的鎖之后，將接頭人的信物收走，返還給組織，并再次進行確認。

然而，即便在如此嚴密的環節中，還是出了紕漏。

1931年11月6日，裝有120兩黃金的銅盒子被送出了蘇區，按原定計劃，在一個半月后就能收到上海傳來的消息。可是，12月22日的蘇區，卻收到了上海黨組織詢問經費何時能夠送達的消息。

起初，蘇區只是以為黃金還在路上，尚未送達而已。直至1932年元旦，上海黨組織再次傳來沒有收到經費的消息，時間早已超出預設時間，肯定出事了。

前六位的信物都被傳回了組織，問題肯定出在了第七位交通員身上，蘇區當即回復上海地下組織，“第七位交通員有問題，速查！”等到上海地下組織調查時，才發現根本查不到關于第七位交通員的任何線索。

由于這一變故，沒有及時拿到經費，上海黨組織失去了11名并肩奮戰的同志。

難道第七位交通員攜款潛逃了？這一疑問困擾了毛主席18年，毛主席堅信這其中定有蹊蹺，絕不會是交通員拿著錢跑了。

三、19年后尋黃金

在建國后，毛主席便將調查120兩黃金消失案的任務交給了“羅長子”。

“羅長子啊，我這次想交給你個任務，了了我一個心結。”，在1949年11月的某天，毛主席將羅瑞卿請到了菊香書屋內。見到羅瑞卿后，毛主席點燃了一根香煙，講起了一件18年的舊事。

此時的羅瑞卿剛剛被任命為中國公安部部長，解決毛主席交給他的任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任務，他必須完成，“我一定會給毛主席一個滿意的答案，請主席放心。”

在離開菊香書屋后，羅瑞卿就安排了下去，成立專項調查組，立即開展調查工作。時隔18年，這場黃金離奇失蹤案再次被提起，畢竟年代久遠，很多人和物早已物是人非，要想找到線索簡直是難上加難。

最終，羅瑞卿決定，還是要著重查找第七位交通員，那么，就要從第六位交通員劉志純入手。

在調查組找到劉志純后，經詢問，得知劉志純與第七位交通員是在一家“漢源旅館”碰的頭，兩人在互相查看信物，打開鎖后，就分開了。因此，劉志純也無從得知第七位交通員的去向，僅僅有“漢源旅館”這一條線索。

不拖延時間，調查組很快就找到了“漢源旅館”所在地，慶幸的是，這家旅館還在經營。可是，線索卻在這家旅館被迫中斷，第七位調查員并未住在這家旅館。隨后，調查組查遍附近所有旅館，都沒有任何關于第七位交通員的線索。

苦心人天不負，就在調查組準備離開時，一位當地人提到了當地的一家保安團內部招待所。這是調查組最后的希望，調查組連忙找到這個位置偏僻的招待所，并找到了第七位交通員在此留宿的信息，一名姓梁的藥工。

據藥店老板所說，這個藥工在18年前就走了，一家人都搬走了，也沒有說要去哪，此外還提供了一張照片。

調查組沒找錯人，這個姓梁的藥工就是當時的第七位交通員。

有了具體的身份信息后，調查組很快就找到了這個姓梁的交通員，在調查組找到他時，他一家的生活很是艱難，顯然不是他攜款潛逃。

最后，在這個姓梁的交通員的供述下，當初他在拿到銅盒子后，當夜就趕到了上海，然而，在那天夜里意外發生了，銅盒子被搶走了。在銅盒子被搶走后，他因害怕擔責任就跑了。

單聽他一人的論述，很難使人信服，可是，上海一所監獄傳來的消息證明了他所說的情況卻是如此。

此時，距離黃金失蹤已經過去了19年之久，這場19年前的黃金搶劫案的告破，以兩位犯罪嫌疑人皆被判處死刑，梁交通員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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