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黃金儲備(二戰后美國黃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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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瑞東劉文豪，來源：高瑞東宏觀筆記，原標題《高瑞東劉文豪：美國金融霸權如何攫取全球財富？》

隨著歐洲地緣形勢惡化，美歐再次聯手祭出SWIFT金融制裁，同時，動蕩的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下，美元再次進入強勢上升周期，美國借助金融霸權撥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的序幕再度拉開。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闡述美國金融霸權背后的權力基礎和運行機制。

緣起：美國金融霸權的權力基礎。金融霸權是美國利用其在國際貨幣和金融基礎設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成果，在危機時轉嫁自身風險，并強迫他國服務自身意志的特權。美國金融霸權的權力基礎可以概括為四個主要部分：美元計價、主導定價、操縱規則與控制輿論。

美元計價，建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石油危機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鑄，美國先后通過美元與黃金和石油綁定，構建了一個關于美元發行、儲備、流通和回流的閉環體系，將美元推到了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心位置，并且將美元負債的清償責任由本國黃金儲備轉移至石油輸出國。

主導定價，助力金融機構取得全球資產定價主導權。通過金融監管改革與兼并重組催生出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金融中介；并通過培育高效率、多層次、國際化的交易基礎設施，構建了全球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以及交易效率極高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助力本國金融機構在全球資產定價中取得了核心競爭優勢。

操縱規則，操縱國際組織和金融設施設定利己規則。通過加權投票制控制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組織，并通過控制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影響全球資金流動，進而在國際金融和資本流動規則制定中設置利己條款。

控制輿論，掌控全球金融話語權宣揚美式金融觀。美國資本集團通過兼并收購逐漸掌控全球金融話語權，驅動媒體有選擇性和傾向性地播報新聞，積極對外宣揚金融自由化等美國普世價值觀，便利美國金融機構滲透并影響他國金融市場。

行權：美國行使金融霸權的三條路徑。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金融組織、基礎設施等基礎要素的把控，美國完成了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掌控。隨后，美國便開始借助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收取鑄幣稅；通過對國際組織和基礎設施的控制，脅迫他國服務美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意圖；通過影響全球流動性轉嫁本國危機成本。

第一，美國政府可以通過美元收取全球鑄幣稅。一則，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美國需要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足量美元用于貿易結算，從而取得了超發美元購買海外商品和服務以及進行對外投資的特權。二則，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超發貨幣推動美元貶值，進而緩解外債償還壓力。

第二，操縱國際金融組織施加附帶條款援助，以服務美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意圖。美國主導國際金融組織在與各國簽訂援助協議時，一般都會附帶受援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市場開放，接受宏觀政策建議等要求，通過政策建議使受援國經濟發展理念符合美國戰略，同時為美國金融資本滲透和投機減少了阻礙。

第三，通過美元周期攪動全球金融市場，轉嫁危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最核心的貨幣，美元周期性波動會通過匯率、利率和大宗商品定價等途徑，影響全球流動性水平。美元周期則更多取決于美國經濟基本面影響下的貨幣政策，而非全球經濟基本面，因而，美元周期在與全球經濟周期背離時，便會放大全球經濟周期波動，催生出區域性貨幣和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問題。

風險提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受到沖擊，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失衡。

1、緣起：美國金融霸權的權力基礎

美國金融霸權是美國利用其在國際結算和金融基礎設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成果，在危機時轉嫁自身風險，并強迫他國服務自身意志的特權。然而任何特權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權力基礎，美國金融霸權的權力基礎可以概括為四個主要部分：美元計價、主導定價、操縱規則與控制輿論。

1.1美元計價：建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美元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貨幣。作為大宗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以及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美元在全球范圍內充當著計價單位、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全球貨幣功能。根據IMF、BIS和FED等組織的數據，美元主導著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方方面面，截至2020年底，約95％的全球大宗商品計價，85％以上的國際貿易結算，59％的全球外匯儲備，45％以上的未清償國際債券以及超過40％的外匯交易均與美元掛鉤。

美元并非從誕生開始就扮演者全球貨幣的角色，在兩次世界大戰前，美元的全球影響力遠遠低于英鎊、法郎等歐洲貨幣，然后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石油危機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鑄，美國先后通過美元與黃金和石油綁定，將美元推到了全球貨幣體系的中心位置。

第一階段：布雷頓體系時代將美元與黃金掛鉤。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以前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貨幣體系主要由三個相互割裂和競爭的貨幣集團所把控，分別是英鎊、法郎和美元，并且各個貨幣體系和國家貨幣之間采取的是浮動匯率制，而非固定匯率制度。在這樣的貨幣體系之下，為了解決自身的國際收支和國內失業問題，各國競相通過貨幣貶值以擴大出口和限制進口，部分國家還采取了較為激進的外匯監管和貿易保護主義等措施，使得國際貿易體量持續萎縮，資本流動近乎停頓。

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傳統強國和美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作為戰敗國，不僅國民經濟基礎破壞殆盡，而且還要承擔巨額的戰爭賠償責任；英國和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但在戰爭期間均受到了巨大創傷，工業生產體系明顯收縮，戰后重建也需要大量的國際貸款。

一戰前的1901年，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約占美國的46％、37％和27％，但等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一比值則分別下行至24％、7％和21％。同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英國和法國黃金儲備因籌備戰爭物資不斷流失，二戰結束時的1945年，英國和法國黃金儲備分別僅剩1773噸和1378噸，并且英國約欠有120億美元的對外債務；而美國則根據“租借法案”向同盟國提供了價值約500億美元的物資，換來了源源流入的黃金，1945年美國黃金儲備達到了1.78萬噸，約占全球官方黃金儲備的63％。

在此背景下，二戰結束前夕，同盟國在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商討戰后國際貨幣體系，代表美國利益的“懷特方案”和代表英國利益的“凱恩斯方案”，成為主要的談判焦點。由于兩次世界大戰顯著逆轉了英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并且英國在黃金儲備大量流失的同時，對美國負有大量政府間債務。因而，同盟國最終商定以“懷特方案”為藍本構筑《布雷頓森林協議》。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國承諾根據黃金儲備規模發行美元，并通過“馬歇爾計劃”、購買其他國家商品等方式對外輸出美元，而其他國家則通過儲備美元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和債務清償。同時，為了確保美元保值增值，美國要求各國將儲備的美元投資于美債等美國金融市場，以促進美元回流。基于此，一個關于美元發行、儲備、流通和回流的閉環體系便被確立下來，美元也正式取代英鎊成為了新的國際結算貨幣。

第二階段：牙買加體系時代將美元與石油掛鉤。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美國對外債務規模不斷激增，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又消耗了大量黃金儲備，黃金儲備開始越來越難以償付到期債務，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1年解體，而后進入了主張自由浮動匯率的牙買加體系時代。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解除掛鉤后，美國并沒有放棄美元的國際結算貨幣地位，而是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的依托，將目光投向了大宗商品之王石油。

隨著經濟的發展，理論上各國對石油的需求將不斷增長，在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如果將美元與石油綁定，那么隨著各國對石油需求的不斷增長，對用于購買石油的結算貨幣的需求也將不斷增長，這樣就可以繼續維持美元的國際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幣地位。

因而，美國借助中東地區的阿以矛盾，以及二戰后與沙特形成的同盟關系，在中東地區展開了數輪“穿梭外交”，率先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了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的協議，并利用沙特在歐佩克的影響力，于1975年讓歐佩克認定美元為國際原油貿易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并且隨著美國頁巖油開采技術的進步，美國逐漸由石油進口國轉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進一步增強了石油美元的綁定關系。

在石油美元體系下，美國通過發行美元進口商品向海外輸出美元，然后與主要石油產出國簽訂協議，約定協約國出口石油獲取美元后，通過購買美債、美股等金融產品的方式促進美元回流美國。在美元與石油掛鉤后，一方面，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原油，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份額的下滑態勢得到了抑制，重新取得了國際社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的信任。另一方面，美元與石油的掛鉤，使得美元發行徹底擺脫了黃金儲備的約束，美國不再需要擔心黃金儲備無法償付對外債務，便開始更加沒有節制的發行貨幣，通過鑄幣稅掠奪海外財富。

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對“石油美元”挑戰者強硬的軍事威懾。1999年歐元誕生，由于歐盟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和較為統一的市場，并且具備非常完備的商品和服務生產供應能力。因而，在歐元誕生后便開始迅速擠占美元的國際結算份額，并逐漸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歐元相對美元的差距，被迅速拉近為由“石油美元”切換為“石油美元-石油歐元”的一步之遙。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用歐元取代美元進行石油計價結算，是與美國意識形態相左的產油國試圖擺脫美國控制的關鍵舉措。然而，如果所有產油國或者大多數產油國都決定接受歐元作為石油貿易結算貨幣，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將會受到巨大沖擊。

美國面對全球政治經濟戰略意圖受到的挑戰，于2003年3月以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掩飾，聯合英國對伊拉克發動了大規模軍事行動，并在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后，立即宣布美元是伊拉克石油國際貿易的唯一結算貨幣。曾執掌美聯儲18年的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7年9月出版的《動蕩時代：新世界的冒險》一書中，對此評論到，“政治上很難承認一個人人都明白的事實：伊拉克戰爭主要是為了石油”。

在伊拉克嘗試擺脫“石油美元”的束縛失敗后，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均曾試圖動搖美元的石油貿易結算貨幣地位，但是美國建立“石油美元”幕后真正的依托是軍事霸權，而非表面政治上的外交辭令。

1.2主導定價：助力金融機構取得全球資產定價主導權

通過將美元先后綁定黃金和石油，美元取代英鎊和法郎，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儲備和結算貨幣，全球絕大多數的大宗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以及外匯儲備均需依賴美元。但僅僅取得商品的標價權或者說計價權，并不足以使得美國肆意收割全球財富。通過金融改革等措施，美國進一步幫助本國金融機構取得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定價主導權。

金融中介：金融監管改革與兼并重組催生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中介機構

1863年美國通過《國民銀行法》，賦予聯邦政府設立全國范圍國民銀行的權力，美國正式進入了國民銀行時代。進入20世紀后，美國開始大力發展銀行業，銀行業進入蓬勃發展期，1920年全國銀行數量達到3萬余家。寬松的監管環境雖然促使美國銀行數量快速增長，但是惡性自由競爭也使得美國銀行盈利能力薄弱，危機頻繁發生。

為了改善銀行經營質量，美國政府于1933年頒布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明確規定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離。分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風險，使得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可以更加專注于自己的主營業務，提升業務的盈利空間的同時壓降了業務風險。但是在經過30余年的分業經營監管后，分業經營的弊端開始逐漸顯露出來，分業經營圈定了不同類別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不利于金融機構根據經濟發展合理確定經營的業務種類，限制了銀行國際綜合競爭能力的提升。

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存款機構放松管制的貨幣控制法》，標志著美國再次拉開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機構的經營界限被逐漸打破。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里格尼爾銀行跨州經營與跨州設立分行效率法》，允許銀行跨州經營，為銀行兼并重組清除了法律障礙。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之間聯合經營，美國再次正式進入混業經營時代。

20世紀80年代后，為了應對混業經營和海外機構的挑戰，美國銀行業開始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兼并重組浪潮，公開資料顯示，在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有記錄的銀行業并購僅有6宗，但是80年代美國年均發生437宗銀行業并購，90年代年均發生379宗銀行業并購，美國銀行數量也開始在非金融危機時期呈現出大幅下行。

美國銀行業數據顯示，在兼并重組潮開啟前的1979年末，美國注冊的商業銀行數量為14364家，經過20世界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規模兼并重組，1999年末，美國注冊的商業銀行數量已經下降到了8452家。

美國銀行業在經歷長期兼并和破產重組的優勝劣汰后，涌現出了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富國銀行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商業銀行。根據英國《銀行家》雜志社從1970年以來的跟蹤數據，在國際金融機構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國的銀行在全球前十大銀行中基本均占有一席之地。根據巴塞爾委員會評定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2021年上榜的30家銀行中，美國占有8家。

美國銀行業在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之后，往往會在美國政府要求他國開放金融市場的背景下，迅速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服務領域，利用其資金、管理和人才等絕對優勢與該國金融機構爭奪市場，并最終取得市場主導權，影響該國金融市場定價并為資本外流提供渠道。

資本市場：培育高效率、多層次、國際化的交易基礎設施

美蘇冷戰結束后，在“華盛頓共識”的推動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逐步加速，國際資本流動的嚴格限制被逐步取消，不同資本市場間的資金加速流動。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美國沒有資本流動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美國，政策又鼓勵外國公司參與美國市場的投資行為，美國政府逐步主導建立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銀行貸款和抵押市場等。

完善透明的監管制度，是美國資本市場形成國際競爭力的主導因素。在美國資本市場形成并成為吸引國際資本重鎮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一是，強調資本市場的信息透明度。美國通過立法不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1933年的《證券法》和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分別對信息的初次披露和持續披露做出了明確的立法規定。并且，由于投資者一般難以從證券交易所提供的復雜信息中找到對自己有價值的信息，美國證監會于1998年規定發行人在招股說明書的封面和風險披露部分，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來表達，不得使用法律和商業術語。另外，在2000年美國證監會再次針對選擇性披露問題，確立了信息公平披露規則。在安然、世通、施樂等公司爆出財務丑聞后，美國政府于2002年頒布了《公眾公司會計改革和投資者保護法案》，再次從法律層面提高信披透明度。

二是，減少不必要的金融管制。美國證監會對擬上市公司的非必要管制非常少，沒有國籍、所有制、行業等歧視性限制，對于上市公司的規模和業績要求也較為寬松。上市公司可以隨時發行新股融資，發行時間與頻率沒有限制，通常由董事會決定，并向監管部門上報，監管部門必須在30天內給予上市公司回復。

三是，建立嚴格的淘汰制度。美國證券市場實行寬進嚴出制度，建立了嚴格的上市公司摘牌規定。紐約證券交易所平均每年都會有1％的上市公司退出，如果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欠佳、信息披露履行不佳、公司內部治理不健全等達不到交易所上市規定的現象出現，均會被交易所強制退市。根據美國證監會數據，在1975-2012年期間，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強制退市公司超過1975家。

美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以及交易效率極高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經過美國政府和市場機構的持續完善，美國形成了全球上市發行和二級交易規模最大的資本市場。

湯森路透發布的數據顯示，在全球主流證券交易所中，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海外上市公司的占比更高。截至2021年末，在納斯達克上市的3678家公司中，有798家公司總部在美國本土以外，占比21.7％。

泛歐交易集團發布的2021年交易數據顯示，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股票交易量，合計約占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40.7％；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債券交易量，約占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64.3％；同時，全球最活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場所也均在美國。

1.3操縱規則：操縱國際組織和金融設施設定利己規則

通過加權投票制操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組織。為了在國際金融競爭中構筑本國的競爭優勢，美國通過份額投票權等方式，事實上控制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全球和區域性金融組織，進而構筑起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規則決定權，并通過國際組織對符合自身競爭優勢的金融規則進行宣導。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每個成員國的投票權由其認繳份額決定，凡遇重大事項的決策，須經85％以上的投票權份額通過，而在截至2022年8月的投票權份額中，美國占比約為16.5％。因而，美國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凡是涉及關鍵的經濟決策、人事任免以及重大利害關系，通過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意志。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級官員多來自于美國，日常決策運作也多體現美國意志。

世界銀行章程顯示，成員國必須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成員國在兩個組織中認繳股本份額一般是一致的，而投票權同樣與認繳股本相關聯，每個成員國有250票基本投票權，每認購1份股本增加1票。世界銀行規定包括修改章程在內的重大事項決策同樣需要85％以上的投票權份額通過，而截至2021年末的投票權份額中美國占有15.79％。同時，世界銀行成立至今的13任行長全部為美國人，高級別官員也多由美國人擔任。

在上述兩個重量級國際金融組織之外，美國在國際清算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全球和區域性金融組織中，均占有重要的投票權和影響力。

控制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影響全球資金流動。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作為全球主要的跨境銀行間支付信息交互設施，支持全球90多個支付系統的信息交互，覆蓋超過200多個國家的11000余家銀行間金融機構，2021年跨境支付報文日均處理量達到4203萬條，是國際收付清算體系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SWIFT作為非官方協會組織，采用董事會主導的治理架構，董事會由不超過25位董事構成，其中1位為董事會主席。董事會董事的提名主要與股份數量掛鉤，持股數量前6名的國家可推選12名董事，7-16名的國家可推選10名董事，其余國家可推選不超過3名董事。2006年以來，SWIFT董事會主席一直由美國會員單位選派，負責日常運營的CEO則由美國和歐洲國家輪流選派。

1.4控制輿論：掌控全球金融話語權宣揚美式金融觀

金融媒體：市場化驅動金融媒體淪為資本控制下披著自由獨立外衣的判官筆

全球金融話語權逐漸被少數美國資本集團所掌控。美國媒體的市場化源于20世紀初期，20世紀80年代又出現了一輪美國財團針對新聞媒體的并購潮，到2014年為止，美國超過90％的媒體控制在六家傳媒集團手中。另外，全球金融信息服務業，同樣由美國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把持。湯森路透2011年披露的數據顯示，美國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至少占據了全球71％的市場份額，其中湯姆森路透集團、彭博資訊和道瓊斯公司分別占據全球34％、33％和4％的市場份額。

美國包括金融媒體在內的新聞媒體一貫標榜傳媒的自由與獨立，但在90％以上的國內新聞媒體，以及71％以上的全球金融信息市場份額被少數資本巨頭所掌控后，媒體開始越來越有選擇性和傾向性的進行新聞播報，并積極向發展中國家宣揚自由主義政策、金融自由化、擴大國內市場開放等美國普世價值觀。例如，2011年9月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主流媒體鮮有報道。

2、行權：美國行使金融霸權的三條途徑

通過對國際貨幣體系、金融組織、基礎設施等基礎要素的把控，美國完成了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掌控。隨后，美國便開始借助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收取鑄幣稅；通過對國際組織和基礎設施的控制，脅迫他國服務美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意圖；通過影響全球流動性轉嫁本國危機成本。

2.1全球貨幣助力美國掠取超過300億盎司黃金鑄幣稅

美國可以通過超發美元收取全球鑄幣稅。鑄幣稅是一國政府的貨幣發行部門通過壟斷發行的手段，從貨幣發行中獲得的隱性利潤。一般來講，一國政府所發行的主權貨幣僅能在國內流通，從而僅能收取國內鑄幣稅，但是由于美元還充當著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的角色。因而，美國實際上還可以通過發行美元收取全球鑄幣稅。

一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隨著經濟持續增長，美國需要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足量美元用于貿易結算。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為了維持海外美元流動性體系處于充裕狀態，美國一般會通過維持貿易逆差向海外輸送美元流動性。因而，美國可以通過印發美元的形式，購買海外商品和服務，以及進行對外直接或間接投資。但購買海外商品和服務的這部分美元，主要被用于國際貿易結算，短期內并無需美國承擔清償責任，也不會引起美國國內通貨膨脹。

二是，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超發貨幣推動美元貶值，進而緩解外債償還壓力。對于非國際儲備貨幣來講，本幣貶值意味著對外負債償還負擔加重；而對于國際儲備貨幣來講，本幣貶值則可以通過使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縮水的方式，緩解本國對外負債償還壓力。隨著美國貿易赤字和政府外債的積累，美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所需償付的外債規模和付息壓力不斷增大，成為隨時會威脅經濟增長的隱形負擔，而超發美元就可以導致國外債權的縮水和美國債務的減輕。

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元與黃金脫鉤減記超過42億盎司黃金對外債務

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初期，美元與黃金掛鉤并且維持固定兌換比率，美國通過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向海外輸出美元，全球則將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由于美元與黃金維持固定兌換比率，海外有權要求美國將富余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政府對美元負債負有黃金清償責任。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后的十余年間，由于美國黃金儲備足以承擔海外債務清償責任，這一體系一直維持著正常運行，1950年，美國對外短期債務（包括各國中央銀行、政府和銀行的短期負債）對黃金儲備的比例僅為0.39。但是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美國對外負債規模的日益增大，以及越南戰爭等對外作戰消耗了大量黃金儲備，美國的黃金儲備開始逐漸難以償付對外負債，1960年美國對外短期債務對黃金儲備的比例提高到了1.18，而1970年又進一步提高到了4.24。

1960年美國的對外短期債務首次超過了其黃金儲備，市場對美國清償美元債務的信心明顯動搖，海外國家紛紛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其他硬通貨。為了解決美元信任危機，在美國的要求下，國際社會采取了“互惠信貸協議”和“借款總安排”，設置“黃金總庫”等措施，使得美元首次信用危機得以暫時平復。

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并持續消耗黃金儲備，20世紀60年代美元信任危機不斷上演。1971年，美國幾乎完全喪失了向海外中央銀行兌付黃金的能力，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美元”體系最終走向了崩潰。同時，海外美元的黃金清償責任也被一次性減記。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前，美國對外負債規模約1813億美元，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三年內1盎司黃金升值至183.85美元，通過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相當于變相收取了約41.94億盎司黃金的海外鑄幣稅。

牙買加體系時代：“石油美元”助力美國掠取了至少等價259億盎司黃金的海外鑄幣稅

在布雷頓體系解體后的牙買加體系時代，美國通過“穿梭外交”等一系列手段又將美元與石油貿易結算掛鉤。隨著全球石油需求的不斷增長，海外對于美元儲備和結算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因而，美國可以借助海外對石油需求的日益增加而不斷推高對外負債，同時，與布雷頓體系時期需要準備足額黃金儲備清償對外負債不同的是，美國對外負債的清償風險轉嫁給了石油輸出國。

在擺脫黃金儲備的硬性償債約束后，1971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持續走闊，對外負債規模持續膨脹。根據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數據，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1972-2021年），美國對外負債增加了29.91萬億美元，以黃金購買力平價來測算，相當于對外借入黃金423.39億盎司，而截至2021年末，美國對外負債僅能兌換164.69億盎司黃金，相當于美國通過石油美元結算體系，變相收取了258.70億盎司黃金的海外鑄幣稅。

2.2控制國際組織脅迫他國服務美國全球政治經濟意圖

通過國際金融組織施加附帶條款援助，以達成美國的全球政治經濟意圖。在控制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全球和區域性金融組織之后，為了服務于美國全球戰略以及便于本國金融資本獲益，美國主導這些國際金融組織以便利國際資本流動為借口，在與各國政府簽訂援助協議時，一般都會附帶受援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本國金融市場開放，接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建議等政策要求，不僅可以通過政策建議使受援國經濟發展理念符合美國戰略，同時為美國金融資本滲透和投機減少了阻礙。

根據Kentikelenis等人在《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發布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5年至2014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131個成員國，實施了1550個債務援助項目，附帶了55465項附加政策性條款。

IMF附加性政策條款廣泛涉及金融自由化、國企私有化以及貿易自由化等非債務性領域。在這55465項附加政策性條款中，有13948項涉及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領域，包括要求將國有性質的金融機構私有化、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采取加息等緊縮性貨幣政策；有13756項涉及財政稅收領域，包括增強財政透明度、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等；有4885項是涉及貿易和外匯政策領域，包括降低關稅便利貿易自由化、放開資本賬戶管制、放開外國直接投資管制等措施；另外，還有3303項附加性政策，專門針對非金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問題，要求將非金融國有企業轉為私有化企業，并減少針對特定行業的補貼。

通過國際金融基礎設施，脅迫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服從美國意志。美國通過SWIFT系統對海外國家實施金融制裁一般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第一，借助直接掌控的CHIPS系統，禁止被制裁國家使用CHIPS系統進行美元交易結算，從而阻斷被制裁國家進行任何官方的美元跨境支付和結算。第二，借助美國在SWIFT系統董事會的主導權，以及SWIFT系統對CHIPS系統的絕對依賴，要求CHIPS系統剔除受制裁國的會員資格，或者將受制裁國的指定金融機構剔除出會員名單，切斷受制裁國或者機構與全球金融機構的跨境支付和結算往來，直至受制裁國與美國達成和解協議。

美國自2000年“9·11”恐怖襲擊之后，開始動用SWIFT系統對海外發動金融制裁。2008年后，因為核擴散問題，美國主導SWIFT系統先后切斷了伊朗和朝鮮的國際支付清算，導致朝鮮和伊朗的國際支付清算業務幾乎全面癱瘓。2014年“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美國曾多次威脅俄羅斯將其金融機構剔除SWIFT系統，但因歐洲多國處于能源安全考慮未能實施。2022年在“烏克蘭危機”升級為“俄烏沖突”后，美國再次游說歐洲成員國要求SWIFT系統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最終將俄羅斯部分金融機構踢出SWIFT系統。

2.3美元周期攪動全球金融市場轉嫁美國危機成本

美元周期放大了全球經濟周期波動，催生出區域性債務和貨幣危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最核心的貨幣，美元周期性波動會通過匯率、利率和大宗商品定價等途徑，影響全球流動性水平。美元周期則更多取決于美國經濟基本面影響下的貨幣政策，而非全球經濟基本面，因而，美元周期在與全球經濟周期背離時，便會放大全球經濟周期波動，催生出區域性債務和貨幣危機等一系列問題。

從匯率視角來看，在美元寬松周期中，如果非美貨幣國家貨幣寬松力度不及美國，則本國貨幣相對美元便會呈現升值趨勢，進而吸引全球流動性的被動流入，推高本國資產價格和杠桿水平。當美元轉入緊縮周期時，非美貨幣國家貨幣的升值趨勢將會逆轉為貶值趨勢，海外流動性傾向于回流美國，如果這些國家本身經濟基本面還存在不穩健因素，更可能會吸引國際金融巨頭的惡意做空，加速本國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崩潰，引發貨幣危機。

從利率視角來看，在美元寬松周期中，美國利率一般會持續下行或者維持低位，美聯儲超發的貨幣便傾向于在國際市場尋求高息資產，進而導致非美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資產價格和杠桿水平在短期內被迅速推高。當美元轉為緊縮周期時，超發的美元流動性傾向于回流美國，全球流動性收緊導致非美國家金融資產價格急劇下跌。對于對外負債規模較高，而外匯儲備有限的新興市場國家，甚至存在杠桿難以為繼引發債務危機的風險。

從大宗商品視角來看，IMF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約95％的全球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在美元寬松周期中，美元指數走低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資源出口大國貿易順差將會走闊，但當美元轉為緊縮周期后，美元指數上行推動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大宗商品主要出口國貿易順差將會快速收縮，在加劇本國金融市場波動的同時，也增加了平衡國際收支的潛在風險。而對于非資源出口國來說，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則會明顯加劇國內通脹壓力。

基于美元周期對全球流動性的主導效應，美國在經濟遭遇危機時傾向于無節制的濫發貨幣，借助于充裕的流動性水平刺激國內信貸和金融市場企穩，并在經濟企穩復蘇后為了削弱通脹壓力，強力收緊貨幣政策回收美元流動性。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將化解危機的成本外溢至所有持有美元資產儲備的國家，并且埋下了新興市場金融市場動蕩、貨幣和債務危機的種子。

1980年以來，美元經歷了五輪完整的周期波動，期間催生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區域性貨幣和債務危機。其中，對全球影響比較比較深刻的是1980年和1995年開啟的兩輪超級緊縮周期，分別催生出了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

1980年代美元進入緊縮周期，拉美國家短期外債清償能力不足，催生了拉美債務危機。在度過第一次石油危機后，美聯儲接連下調了政策利率，全球美元流動性持續處于較為充裕的態勢。在此背景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了彌補本國儲蓄不足的問題，在國際市場上大量融入外債支撐經濟發展，導致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例持續失衡，并且短期外債占比快速提升。

1979年伴隨著第二次石油危機，美聯儲開始持續提升政策利率，美元進入緊縮周期，拉美國家此前融入的大量外債的還本付息壓力開始上升。同時，由于石油危機持續沖擊全球需求，美國、歐洲各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采取提高關稅、設置進口限額等各種非關稅壁壘的手段，拉丁美洲以貿易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導致國家賺取外匯的能力進一步被削弱。

最終，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無限期關閉全部匯兌市場，暫停償付外債，拉開了拉美債務危機的序幕，隨后，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和智利等國也相繼發生外債兌付問題。

1995年開啟的美元緊縮周期，對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形成了顯著沖擊，進而演化為亞洲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持續低迷，而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則持續維持高位，從而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推高了本國金融資產價格。

1995年4月西方七國在“匯率變動有秩序反轉”上達成一致，美日兩國對外匯市場進行聯合干預，美元走強、日元走弱。由于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出口結構對日本依賴性較強，本幣對日元升值導致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受到明顯沖擊，貿易赤字開始走闊。為了彌補經常賬戶的惡化，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開始大量籌措短期外債。

隨著貿易赤字的進一步走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開始出現下滑，疊加美元開啟緊縮周期后，外債償付能力不足削弱了海外資本信心，國際資本開始大量流出，本幣貶值壓力對固定匯率制形成沖擊。最后在國際資本的攻擊下，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股、債、匯市場大幅下跌，并向東南亞其他經濟體蔓延。

今日中金網關于美國黃金儲備(二戰后美國黃金儲備)的介紹就到此。